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

    我的思维非常清晰，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

    到北京这么几天，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

    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

    这是一种呼唤，一种牵引，一种诱惑。

    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否则就得跟着走。

    我忽然意识到“跟着感觉走”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

    除了几个敏感部位，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可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时代变了，我变不变？别人都轻装上阵了，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而我还在原地徘徊。

    巨大的潮流涌来了，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不，不止是震动，简直就是地动山摇，我自岿然不动？只有跟上潮流，才有希望。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这是一种情感本能，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我曾为之骄傲，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下去，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

    没有人愿意理解，包括董柳，包括许小曼。

    只有在夜深人静中，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

    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

    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就在楼梯上停住了，侧着身子站着，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

    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他好房子住了，钞票口袋里揣了，开车到处跑，你还看不起他？”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这么实在，可细想之下，俗也有俗的道理，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猪人也好，狗人也好，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能干的人，适于生存的人。

    而关注人格，坚守原则，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就是无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

    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

    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什么都是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

    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

    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

    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抛开一切，轻装上阵，投入生存的竞争。

    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那样我是谁呢，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赶紧缩了回来，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

    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砰”的一声震响。

     我对自己在《中医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

    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

    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可就是睡不着。

    我至少明白了，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

    世界变了，我怎么办？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再多写几篇，别人也不当回事。

    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池大为你不错啊，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厅里也就是你了。

    ”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

    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上班看报纸，下班看电视，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什么意甲，英超，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

    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做信仰，为足球疯狂。

     胡一兵打电话来约我去随园宾馆喝茶，晚上我就去了。

    见了面他说：“我打算下海了。

    ”我说：“开什么国际玩笑，电视台几个人能挤进去，你端了金饭碗倒想摔了它？你当年考大学做梦都想当记者，梦实现了，你也不安分了。

    ”他说：“大为你知道，我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