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还有几天就是重阳节，冯开岭突然决定，要到省里跑一跑，看望几个老领导。

     在这之前，国庆节和中秋节刚刚过去，冯市长已经到省里跑过两趟，但只是看望了一些现职领导。

    对退下来的老同志，按惯例只有临近春节时才拜访。

     丁市长秘书小吉传递过来的信息，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还可能是对手施放的烟幕或离间之计。

    可不管怎样，根据年处长传来的确切消息，省里马上就要研究确定考察对象，接着考察组就会进驻阳城，元旦之前肯定会最终决定市长人选，交由春节之后的人代会投票选举。

    在这期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也都属正常。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如果真的让张大龙、秦众他们结成某种同盟，事情就糟了。

     “张大龙在阳城的势力不可轻视，特别是有洪书记这个靠山，是个很有力的竞争对手。

    秦众在省里有什么背景也难下结论。

    两股势力一旦搅和到一起，又是背对背的冷枪暗箭，绝对难以防范、不好对付。

    当务之急，是设法破解张、秦联盟，尤其要集中力量对付威胁最大的张大龙，削弱并稳住秦众。

    ”冯开岭打算先从省里的几个阳城籍老干部那儿下手，以迂回战术对张大龙分而化之。

     “还是你代我出面。

    这个时候我频频往省里跑，不太合适。

    ”冯开岭对黄一平说。

     “好的，那些老领导家大多数我都熟悉，以前跟您后边跑过，门牌、电话号码当时也都记下了。

    ”黄一平知道，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

    所谓跑跑，不光是送点礼物，关键还要把话递到，并且该说的必须说到位，起到效果，否则跑了等于白跑，浪费精力和时间不说，也耽误了冯市长的大事。

     冯市长当场开列了一串名单，都是阳城籍在省城退下来的老领导，从省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到各个部、委、办、厅、局的正副职，累计大约有十来个。

     “这些领导都要跑？”黄一平问。

     “尽量多跑几家吧，不过，这两位老同志是重点！”冯市长把名单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没有遗漏，这才在其中两个名字下边画了一道重重的横杠。

     黄一平一看，一位是省国土厅退下来的印厅长，一位是省农村工作部离休的毛处长。

     对于这两位老领导，黄一平很熟悉。

    跟冯市长做秘书几年，他每年都要随同到省城跑几次，其中春节之前肯定要专门看望一下这些阳城籍的老干部。

    通常情况下，冯市长会亲自一家家跑，虽然有时只是蜻蜓点水一坐就走，但那种姿态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

    如果冯市长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黄一平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冯市长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冯市长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毛处长和印厅长吗？”冯市长问。

     “印老厅长的情况倒是有些知道，毛老处长这里却不清楚。

    ”黄一平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

    ”冯市长呵呵一笑。

     黄一平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市委洪书记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冯市长介绍道。

     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

    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阳城。

    解放后，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

    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

    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阳城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

    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

    毛处长来阳城郊区，最喜欢住宿洪书记家，因为洪书记父亲是当地的种田能手，母亲是妇女队长，家庭出身好，家里收拾得也很干净。

    一来二去，毛处长就与洪书记父母结下深厚友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阳城郊区，还是在洪书记老家那个生产大队。

    为避免连累洪家，他自己出资建了房子单独居住。

    对于落难了的毛处长，当地农民仍然一如既往亲切友好，洪书记一家更是热情关照，衣食住行、烧洗买汰全部帮助料理到位。

    其时，洪书记兄妹几个正在读书，学校里开门办学、教育闹革命、白卷英雄之类闹得不亦乐乎。

    毛处长依仗在洪家说一不二的威信，要求洪家几个子女不要随波逐流荒废了学业，有空时他还亲自帮助补课辅导。

    这期间，毛处长又与洪家子女结成忘年之交。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

    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阳城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

    这时，洪书记刚好从阳城农校中专毕业。

    毛处长对洪家子弟熟悉，又感恩于对洪家患难之中给予的关照，就把洪书记带在手边精心调教，不久之后让他担任村支书、公社农技站长，及至后来当上乡党委副书记，一步步正式走上政坛。

     说过这段大概经历，回过头来再说毛处长其人。

    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

    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

    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十分重要。

    因此，像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

    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

    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

    洪书记之后一路从乡、县到市，进步速度颇快，就与他的力荐有很大关系。

     冯开岭这一介绍，黄一平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年冯市长一直对这个毛处长敬重有加，原来内有玄机。

     “既然毛处长与洪书记关系特殊，那么他与张大龙私交如何？”黄一平问。

     “毛处长与张大龙没有什么交情，据说印象也不是太好，主要是张在省城阳城籍老人那里总体口碑不佳。

    ”冯市长说。

     “哦，那就好。

    ”黄一平不禁松了一口气。

     “到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冯市长问。

     “知道了。

    ”黄一平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辞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

    冯市长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黄一平问。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直接找邝明达拿。

    至于印厅长那儿，你熟悉他的情况，一切由你具体操办，所需费用也找邝明达报销。

    ”冯市长说。

     黄一平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

    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万别把戏演过了。

    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

    ”冯市长再三叮嘱。

     冯市长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黄一平感动不已。

    他想，官做到冯市长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黄一平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

     56 曾几何时，黄一平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

    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

    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诫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

    ”其实，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完全凭苦力挣钱，可是让黄一平父母这么一说，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

    总之，在黄一平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

     在N大读书那四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流，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流水，在学生会副主席、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加入党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

    等到毕业时，包括方教授在内的几个老师都极力举荐他留校，按照考试成绩也是非他莫属，最后还是被另一个同学鸠占鹊窠。

    据说，那个成绩平平、表现一般的同学，家里开着工厂，其父用卡车往学校领导宿舍区送礼，近乎于南方上门推销产品惯用的一个形容词——“洗楼”。

    后来分配回到阳城，按N大的名气与黄一平个人实力，怎么说也应该分在省属阳城中学，不料半途又遭遇暗算，竟被发配到城郊结合部的三流学校五中，直到借调局里才知道，又是落败于送礼那一套。

    经过如此重重打击，黄一平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声称此生绝不染指。

     “不会送礼的秘书，不是个好秘书。

    ”冯市长说这话时，黄一平刚跟冯市长不久，那时恰好临近元旦、春节。

    乍闻此言，黄一平相当吃惊。

    他不明白，做好秘书与会送礼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当然，冯市长话里的意思，绝不是暗示黄一平给他送礼，而是他需要黄一平明白送礼的重要与必要，以便日后随同他送礼时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甚至有些礼还必须由黄一平代他出面。

     跟在冯市长后边这么多年，黄一平几乎从来没有给他送过礼，甚至反过来还收了市长不少礼物。

    记得刚做冯市长秘书时，汪若虹提醒丈夫，恐怕要给冯市长送点礼，却遭到黄一平的坚决反对：“我是和他一起工作，又不是求他恩赐，送什么礼？” “礼是肯定要送的，现在不要说当官的，就是稍微有点权势的人，哪个不收礼？”汪若虹毕竟在医院工作，看多了医生收红包，自己也跟着尝点小甜头。

    对送与不送的效果反差，她有切身感受。

     “估计送也是白送。

    ”黄一平觉得，冯市长肯定不会收他的礼，说不上具体理由，只是有此感觉。

     最后，黄一平还是依了妻子，两人上街给冯市长夫妇各买了二斤进口毛线，花掉两千多块钱，相当于全家三个月的生活费。

    结果，冯市长果然不肯收，还让朱洁拿出不少食品之类的东西送给他们。

    黄一平和汪若虹当时很尴尬，冯市长却宽慰道：“你们以后不要给我送东西了，小黄跟在我后边工作，会比较辛苦，我应当感谢你们才是。

    ”朱洁也帮腔说：“我们条件比你们好，家里也不需要什么，以后大家就当一家人相处吧。

    ”从那以后，黄一平就再也没给冯市长送过礼，倒是冯市长逢年过节总要顺便给他些东西，虽然大多是鱼肉禽蛋之类的鲜货，但终归是领导反过来给他送了礼。

     起初，冯开岭也看出黄一平对送礼的抗拒。

    别的事情可以勉强，这种事却不行。

    于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渐而进之。

     “一平啊，你当初在N大读过四年历史，现在我倒要考考你，这送礼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讲究？”第一次陪同冯市长送礼归来，闲聊时，冯市长如此发问。

     “送礼之风，自远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种常识性问题，自然难不倒黄一平。

    既然是无事闲聊，又是冯开岭出题，他正好借机显示一番N大的史学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礼勿施”、“礼多不怪”，但这种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礼仪，渐渐被金钱物质之礼所替代，且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礼贿赂恶习，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剥皮抽筋之类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可始终无法根治这一顽症。

    到清一朝，送礼不仅常见于官员日记、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记载。

    那时，仅仅属于法律规章许可、规定的礼数就有多种，比如，参谒上司，须备见面礼；凡遇年节，要送节礼；生辰喜庆，必致贺礼；题授保荐，当呈谢礼；升转去任，聊赠别礼。

    据史书披露，到康熙朝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仅上任时收到的“见面礼”就有一万多两银子，相当于四百多万元人民币。

    而且，那时送礼，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敬”。

    当时的地方干部离京时，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银子叫“别敬”，夏天让上司购买清凉用品的钱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钱叫“炭敬”，给领导妻女的称“妆敬”，给正上学读书孩子的叫“文敬”，还有“年敬”、“节敬”等等。

    什么样的官员一年里允许收几次礼，哪一级干部一任须送多少礼，几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种必须遵守的规矩。

    凡事一旦成了规矩，事情往往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上头不收不行，下边不送也不行。

     “这么说，如今送礼之风盛行，从历史角度考量，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倒具有历史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延续，是这样吗？”冯市长又问。

     黄一平当即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他没有想到，自己刚才的一通宏论，竟然被冯市长巧妙利用，成为送礼陋习的一件华丽外衣。

    他内心里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却又无法辩驳之，感觉是被偷换了概念。

    事实上，当今官场的这种送礼之风，已经远离古代那种情义、礼仪与规矩，更与文化扯不上边儿。

    按理说，上下级之间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有些礼节性钱物往来，当是情理中事。

    古人送礼讲究事出有名，名正方能言顺，受之也才泰然。

    比如，春节、中秋节送礼是表喜气，婚丧嫁娶送礼以示客气，现在则不然，什么端午、重阳、清明乃至情人节、圣诞节等等，只要找到借口就想着法子送。

    有权势之人，一年甚至可以庆贺几次不同日月、时辰的生日。

    相互有直接管辖隶属关系者要送，没有这种关系却有利用价值者，也要送。

    以前送点土特产品都要遮遮掩掩，现在送黄金、美钞、人民币都是直来直去。

    早先几年，举国城乡流行一句“跑部跑省”的口号，后来又直接演变成“跑部钱进”，是谓县、市一级基层官员，跨过市、省这类上一层级，直接到京城里找国家部委，通过同乡、同学、朋友之类关系，批项目、要资金、拉关系、觅好处。

    很多地方因此而尝到甜头，便拨出专门费用、人员、经费，全力以赴放在这种跑和要上，从而滋生出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送礼之风。

    中国文字中，看望、拜访之类词句本也文雅，可在官场里一番浸染，渐渐就违了本意、变了味道，成为送礼行贿的隐语。

    而且，如今官场之礼，远不像古代那样有规有矩。

    这种没有规矩的滥送，往往比那些规矩来得更加可怕，也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亵渎。

     可是，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

    黄一平的送礼观亦然。

    自从到市政府工作，特别是做了冯市长的秘书，耳闻目睹乃至亲身参与了种种送礼过程，黄一平渐渐明白，送礼不仅是中国漫长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当今中国官场的一个有机组织，已经渗透到包括官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每一根血管，每一个细胞，其力量之大堪比阿基米德期待已久、孜孜以求的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

    何况，黄一平因了市长秘书这个特殊位置，也开始频繁接受别人所送之礼，且渐觉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了。

    如今，每逢大年小节前夕，黄一平就会特别期待，特别亢奋——那种给别人送礼、自己也收点小礼的感觉，别提有多舒坦、有多刺激了。

     由此而论，像黄一平这样的市长秘书，几年操练下来，如今又岂能不谙熟送礼这一官场必修课程？ “送礼是一门学问，也可以说是一门艺术。

    ”冯开岭斯言，丝毫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

     幸好黄一平悟性不低。

    跟随冯市长这几年，耳濡目染，潜心研习，黄一平送礼之技艺已经大为长进，深得其中精要，也深受冯市长信任及受礼诸君嘉许。

     记得第一年跟随冯市长出去送礼，黄一平还只是一个单纯的随从、跟班，只能做点拿拿接接之类的体力活儿，一般进了屋东西丢下就退到室外等候，或者即使随领导进门坐下，也只是一言不发。

    但是，冯市长常常会特别交代：“记住这些人家的门牌号码、原任职务、家庭成员，下次再来你可能就是我的全权代表。

    ” 黄一平听了，马上就得提起精神，特别当心，生怕下次单独上门会出错。

    也因此，黄一平对冯市长送礼的那些门道，就特别留意，暗中观察、揣摩其中的诀窍。

     通过跟随冯市长送礼，黄一平发现，送礼之道貌似粗俗，其实还真是充满玄机，细细推敲起来简直就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学问。

     冯开岭送礼，因为对象身份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档次、类别，思虑相当精细。

    他在省里工作过，又直接受制于省这一级，因此送礼的重点自然就在省城。

    在省里工作那会儿，多数省领导他都熟悉，领导们也大都认识他。

    现在，离开六七年了，还是有不少领导与他相熟，其维系纽带主要便是每年拜访那么一两次。

    平常，给这类省级领导送礼，十之八九遇不到本人，只能随同礼物丢张名片给家属，领导未必就能看到或记得。

    但是，无论如何跑还是要跑的，有鱼无鱼撒一网总不是坏事，万一什么时候领导想起，说不定就起了作用。

    冯开岭身为常务副市长，又主管城建、交通、国土、规划、房管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