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史》。

    他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读书了，多亏了老蒋的变相软禁，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干二净。

     民国时期对明史的研究，30年代之前尚处于迷茫摸索阶段，但已经开始对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了。

    到了30年代之后，明史研究开始跟马克思主义、西方新史学理论相结合，深入探讨明朝的政权结构、阶级变动、赋税制度、工农经济等内容。

     说句不要脸的话，如今的明史研究专家，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周氏门徒，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学的。

     春节期间见到周赫煊那篇讨论沈万三的论文，无数明史学专家欢欣鼓舞，因为周先生终于也开始研究明史了。

     同样也得益于这些明史专家的研究，周赫煊现在找资料非常轻松，不断对《万历十五年》进行调整修改，但主题框架和其中的大历史思想没变。

     “爸，你写这些对国家有用吗？”周维烈趴在桌边问，他春节是回重庆过的，元宵节后就要前往昆明。

     周赫煊反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无用？” 周维烈道：“就算你把历史写出花来，也不能让国家多收一粒粮食，不能为国家多造一枚炮弹，能有什么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这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周赫煊道。

     周维烈说：“那是对个人而言。

    ” 周赫煊说：“国家也是一样的。

    你以为抗战打成这样，就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不，是因为政府出了问题。

    政权结构不稳定，政策施行不得法，这些原因造成的内耗甚至比日寇对中国的破坏更加严重。

    我们研究历史，就是在总结古代政权的利弊。

    若当今政府能够扬长避短、择优而行，远比造几枚炮弹、种几斤粮食更有用处。

    ” 周维烈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懂。

    他抱着老爸的稿子看了一阵，对此毫无兴趣，除了海瑞和张居正以外，其他历史人物他都没听说过。

     “我还是去学数学吧。

    ”周维烈说完就开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