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彻底暴露了中央集权过度带来的不良后果。

    在下层行政单位尚有许多实际问题没能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迟缓和有限。

    强行提高效率，超过了一定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安，整个官僚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或分裂、或纠集，实际问题又会演变成道德问题。

    ” “再观今日之征实征购政策，中央强行要求提高效率，而下层行政单位问题极多，难以实现政令的有效执行。

    这造成整个中国的行政系统难以适应，中层和基层官僚压力过高，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欺上瞒下。

    譬如河南之征购，官员为了完成任务，选择对中央隐瞒灾荒事实，而不顾民情大肆征敛。

    这就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政府威信大失，百姓苦不堪言。

    继而延伸为道德问题，政府高举抗战大义，要人民倾其所有奉献国家，不支持征购则不爱国。

    百姓认为政府横征暴敛，没有为人民考虑，领袖和官员的私德也遭到怀疑。

    ”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明朝税重民穷’。

    似乎是因为当时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摊派的赋税过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其实这跟事实有所出入。

    同时期，英国税收与明朝相当，而人口却只有明朝的三十分之一，英国怎么就能继续发展壮大呢？原因不在赋税过重，而在于政府和法律的低能。

    即便国家税率低，受惠的也并非农民，只能鼓励地主加重盘剥和官僚额外剥削。

    ” “道德并非万能的，政府不能依靠单纯的抗战大义，而要求百姓舍家报国。

    更要健全法律制度，完善行政体系，遏制贪污腐败，鼓励扶持先进经济，减少对传统农业的压榨……” 这些都是陈寅恪写的评论文章，写完之后他就烧了，并没有拿出去发表。

     陈寅恪从来不谈论政治，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

    学史学到他那个地步，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但也仅此而已，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坐而论道谁都会，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没法解决！ 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

    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发表出来也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