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徐志摩教文学，张幼仪教德文。

     至于叶灵凤，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当年和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

    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幻洲》，被禁，又主编《现代小说》，被捕。

    抗战爆发后，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

    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结果却被困在上海。

    他靠卖文为生，花两年时间筹集路费，途经广东、广西一路前往重庆，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鬼才”，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风萧萧》。

    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讲述了三个女间谍（国党、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的斗争。

     描写谍战的《风萧萧》让读者耳目一新，当时是这样形容的：“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

    ”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 “四条！”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吃啊，送上门的还不吃？”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徐吁笑呵呵道，“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 周赫煊乐道：“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

    “绿背”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

    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对“绿背文化”深恶痛绝。

    跟政治无关，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

     就拿张爱玲的《秧歌》来说，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

    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

     整个50年代，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一方是“绿背集团”，另一方是“反绿背集团”。

     “爸，我回来了，”周维烈推门而入，“叶叔叔好，两位徐叔叔好！” …… 夜晚。

     周赫煊惊道：“什么，你准备去大陆？” “是的，”周维烈解释说，“中国成立了计算技术规划组，华罗庚老师担任组长，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

    两个月前，我在伦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邀请我加入即将创建的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院计算机所。

    ” 周赫煊反对道：“你一个数学家和软件工程专家，跑去研发什么计算机？” 周维烈从包里拿出两卷微缩胶卷说：“这是英国最新一代计算机的设计图纸，都被我用微缩胶卷拍下来了。

    ” “你疯了，这是间谍行为！”周赫煊惊道，“还有，你怎么弄到的设计图纸？” “这个你别管，”周维烈笑嘻嘻道，“离开英国的时候，我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女皇送我的礼物里面，在英国没人敢拆开来看。

    ” 周赫煊沉默片刻，问道：“你真决定了？” “决定了。

    ”周维烈表情严肃道。

     “你等一下，”周赫煊迅速写完一封信，告诫道，“把信交给周公，记住，只搞研究，不碰政治！” “明白了。

    ”周维烈把信收好。

     对于儿子的选择，周赫煊并未过多干预。

    以他在香港发挥的作用，完全可以保证儿子平安无事，周维烈去了北边绝对属于重点保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