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三和礼拜五再到海大上课,课内外的秩序比第一次好了很多，不过来听课的人还是比正常多。

     礼拜五这天中午，三哥从海宁大学接珍卿回家,才知东方图书馆的葛馆长来了。

    秦姨悄悄告诉他们说，这葛馆长来了有俩钟头,莫名一派愁头烦恼的,在沙发上坐下就没起来过,既不喝水也不去解手。

     珍卿和三哥都晓得葛馆长为何而来。

    商事印书馆旗下的东方图书馆,是印书馆历代学人苦心孤诣之作,它的建立就是为了让学者们在乱世之中搜罗古籍、修复残卷。

    不过乱世时节世人心浮气躁，除了像杜教授和珍卿这种学者，有条件、有兴趣、有能力研究古籍的去借书,东方图书馆长年都是门庭冷落。

     该图书馆原来的总经理邹大成，是珍卿启明校长梁士茵先生知交，也是跟梁先生一样叱咤过风云的学界前辈。

    供职商事印书馆的彭寿曾叔叔曾说起过,人称“学界八爪鱼”的邹先生在世时会挣钱,东方图书馆再门庭冷落也能维持。

    可是邹大成先生一去,书生葛馆长成了图书馆的顶梁柱，一个常年埋首故纸堆的学究,哪有那么多筹集经费的把戏？图书馆经费多依赖商事印书馆的财政支出,那点财政支出不够用了咋办？葛馆长只好顶着老脸到处卖惨求人。

     其实这葛馆长真是一个有心人，他发现平京博物院移国宝南下后,也有心将图书馆中珍贵古籍收存好,最好能够分批放到妥当的地方储存。

    所以从两年前开始,她就到商事印书馆本部申请经费,但是一直未果,后来到处求爷拜奶弄来一点钱。

    可每回弄来的钱一到东方图书馆,经常是说没就没了，给他捐钱的人都怀疑他中饱私囊了。

     怎么说呢，这其中涉及到古籍保护问题。

    东方图书馆各处搜罗来的经卷古籍，很多都是纸质松碎、风化发黄，稍一翻检整个书籍都会皲裂开，更别说随便堆叠起来长途运输。

    所以，葛馆长他们那些修复古籍的职业人士，商议的办法是先修复脆弱的经籍，免得搬移过程中造成不能恢复的损伤。

    所以葛馆长从外面筹集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修复古籍一项上，而且图书馆那些学究工作效率极低，成果小得让捐赠者想撞墙——当然，珍卿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修复古籍是得像绣花一样，进一步猜想，他们大约觉得东洋人占不了海宁，做事也就急迫不起来。

     而葛馆长痛苦地反思之后，觉得他们原来是本末倒置了，应将品相尚好的古籍先作简单修复，然后高效率地打包南移一部分，免得真遇乱子一并损失干净。

    他们调整工作策略之后，对于品相尚好的古籍简单修复加谨慎包装，需要的经费和人力并不比从前少啊。

    有心支持文化事业的阔人们，现在遇见葛馆长都害怕得想绕道啊，暗地说他是只进不出的貔貅，那么多经费不晓得花到哪去了。

     珍卿和杜教授这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直是东方图书馆的终实用户，当然能体谅葛馆长一片苦心，但珍卿觉得他们工作方式有问题。

    而且他们的钱也都是有安排的。

    珍卿《我和我的祖父》的先期版税，捐这里用那里都已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