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感觉到另一个人陪你站在被告席上？就是我。
畅儿，你的丁老师就站在法庭大门对面的水泥电线杆后面，看着法院森严的铁门。
一点不错，我不敢露面，我必须用电线杆做掩体，因为我怕人们。
我拦不住人们把我们三人的关系理解得污秽不堪，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得出那种理解。
我们三人的关系是否污秽，我不知道。
事情早就乱了，在你第一次给我发短信的时候就开始乱了，也许更早。
混乱从你父亲把你带到我面前，催你叫我一声“丁老师”那刻就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肯好好叫一声老师，一定要父亲催三催四，最后被催红了脸才开口呢？当时和事后我都没当回事，但不久你跟我解释：见到我的第一眼你想到你们小区一个女孩的妈妈，十二岁那年的暑假，她常带你和她女儿去游泳。
之后发生了没收手机事件。
那是你到我班里来的第三周吧？坐在第一排第一个的是杨晴，她左边挂着市里评选的“先进班级”奖旗，金黄色流苏的侧下方，就是你那颗毛茸茸的脑袋。
只要我看见你那一头浓发中心的旋涡，就知道你不在规矩地上课。
这种时候你不是在读通俗英文小说就是在玩手机。
我走到你的课桌前，要你把手机交出来。
你抬起头，看着我。
那是什么样的眼神，畅儿？你的眼神那么疲惫，那么痛苦。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共感：做一个少年人的痛苦。
我们这个考试大省的秘诀，就是从高二开始做高考试题。
中国几千年的语文艺术，多么美妙，到此就剩下主语、谓语、宾语的对错，剩下某道题得三分或某道题失两分的算计。
这样功利的课程，别说你们这些十七岁的孩子满心寡味，连我这个教学十多年的语文教师，一整堂课都找不到一个兴奋点。
你的眼睛那么透明，什么也不掩藏，痛苦就盛在那里面。
我相信班里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同样的痛苦，所幸他们不如你敏感，不如你娇气，或者他们把悬梁刺股的古老书呆子精神太当真，当作读书人的传统美德，总之没人把痛苦像你那样摊晒出来。
因此你眼神中的痛苦是全班的，是全年级的，你替不敢痛苦的同学痛苦。
我向你伸出的手在你眼前软了，失去了原先的理直气壮。
我小声说，按学校规定，上课必须关掉手机。
你收回目光，眼睛看着打开的书页上某个句型，要恶补刚才玩丢的时间似的。
全班同学静得怪异，想看看丁老师怎么修理这个新来的狂妄同学。
你后来才知道，班级里四十四个人从没想过像你这样挑衅丁老师的权威。
我收回手，微笑着说：“但愿我猜错了，刘畅同学刚才没玩手机。
”就在我转身往讲台走的时候，手机被不轻不重地放在桌上。
你缴械了。
全班同学都振奋起来。
丁老师是他们的人，缴获了你的手机，四十四个人站在丁老师一边，打败了你。
你感到了四十四个同学无声的欢呼雀跃。
因此你那习惯被宠爱的一半仍然不屈，轻声咕哝一句：“老师还穿假Polo！”没一个人反应过来，因为他们没听懂，只有我懂，你是指我的毛衣，它是假名牌。
送我毛衣的杜老师一开始就向我道歉了，说毛衣不是真的Polo，是仿造的，不过样式颜色适合我，她买下来做我的生日礼物了。
我拿起你的手机，它还是温热的。
那天下课前，我不动声色地把手机又放回你的桌上，眼睛却不看你，怕再看到你的眼神而不免联想，我就是把痛苦强加给你的人。
那天下课后，一群女同学围上来问作文竞赛的结果。
我从七八个戴眼镜的姑娘缝隙中看到邵天一向你走去，脸色不太好。
他后来告诉我，他是问你讨还数学课堂笔记。
天一是个内向的人，以讨还笔记、收回对你的援助来惩罚你在课堂上的表现，原来他也听懂你的嘟哝了。
天一对Polo和其他品牌服装的兴趣，完全出乎我意料。
从那次之后我才明白他对所有品牌都倒背如流。
这方面的知识，按说我们全班同学数下来，也不该数到邵天一。
那时你还不知道，我和天一的那层特殊关系。
全班可能只有班长杨晴知道。
我虽然在跟女同学们对话，却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你和天一身上。
你告诉天一，你借他的笔记本没有带在书包里。
天一抱怨起来，说：“笔记本怎么能不随身带呢？是人家的东西，人家随时会跟你要的嘛！”你感到天一在借题发挥，有些羞恼，说：“谁让你主动借的呢？没人跟你借啊！”
谁会想得到，那一刻其实已经埋藏了一个定局：邵天一在一年后注定死在你的刀下。
那天下课后，我说了天一，一个数学课代表不应该带领全班孤立新同学。
第二天他跟你和解了，一段时间你们俩好成了莫逆，但定局没变，定局就是此刻：天一成了一抔灰烬，你站在被告席上生死未卜。
不久你在手机短信里开始叫我“心儿”。
当时我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早该意识到被你这样的男孩叫做“心儿”意味着什么。
我好糊涂。
不，不只糊涂，更是罪过。
我误了你，误了天一，也误了自己和女儿。
虽然我好多次抗议，让你到同龄人中去找属于你的“心儿”，可又想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