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去她家。

    她很少离开家。

    她无法走路。

    那幅画挂在她家。

    ”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

    五月十三号。

    ” “哎呀。

    ”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

    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 “我担心没有。

    ” “确实帮了很大忙。

    ”我说。

    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

    我一本正经。

    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

    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

    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 “我答应您。

    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

    ”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

     “这不是笑。

    ”她说。

     “是笑。

    ” “不是。

    ” “好吧，我当然很难奉命强笑……” “当然不。

    这是我的无礼。

    ” “根本不是。

    我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德国人印象，是不是？” “不严厉，不是德国式的。

    ” “那是什么？”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您当然可以拒绝，认为我是厚颜无耻或者没有教养。

    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

    您看，是这样的……” “说呀？” “好吧，”她说得又流利了，“是这样的，您真的是穿错了服装来这儿，穿错了鞋。

    我下午得进城，买新的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