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半热，正如我喜欢的，绿色的色拉里还有黄瓜片、小洋葱和其它我不认识的佐料，玫瑰红葡萄酒口味略酸，很清纯。

    新闻结束了。

    又可以跟昂热拉讲话了。

     “您知道，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多少钱吗？三点五法郎！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她站起来，关掉电视，客厅里的灯光落在平台上。

    当我们用完餐后，我帮昂热拉把一切都收进厨房，那里的“索尼”还开着。

    她也把它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关掉了。

    “三点二十分又有新闻。

    ”她说，“这么长时间足够我联系上帕斯卡勒·特拉博了。

    当他们从康托码头回来时，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朋友们坐在港口的甲板上，喝点东西。

    咱们喝什么？我想，喝香槟吧。

    ”她有一只非常高的冰柜，她从中取出一瓶。

    我读那标签：“享利奥特，一九六一”。

     “那儿有杯子。

    您把瓶子打开来，好吗？我赶紧再穿点别的衣服。

    ”昂热拉说。

    饭前她脱去了围裙，现在她跑进她的卧室。

    我打开酒瓶，把它跟两只杯子拿到平台上，放到一张小桌子上。

    它位于好莱坞秋千前面。

    从这里能看到城市、大海和阳台设有木栅栏的护栏。

    护栏约有一米五高。

     昂热拉向我走来。

    她穿着一件灰色、宽松的家常外套，钟形袖管很宽，丝绒高领。

    我斟满酒杯。

    昂热拉坐到我身旁。

    远方的音乐沉寂了，那么静，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

    昂热拉拿来了香烟和一只烟灰缸。

     “真的，您吸烟吸得太……”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

    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

    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 “我伤害了您。

    ” “我？从来没有过！” “有。

    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

    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 “对，我记得。

    ”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

    这无关紧要。

    ” “您想象不到的。

    它很重要。

    ”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

    “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

    ”我说。

     “这是肯定的。

    什么级别？” “二等兵。

    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

    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

    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

    三年。

    我运气好。

    ” “有些人运气好。

    ”昂热拉说。

    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

    “我的家人却不是。

    没有一个人运气好。

    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

    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

    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

    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

    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