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你，她跟她的司机关系暧昧，我的最亲爱的。

    这你不用怀疑。

    ” 餐桌上的交谈…… 三个仆人极其礼貌地端上肉、蔬菜、米饭和色拉。

     “幸福的特拉博夫妇，”梅丽娜·泰奈多斯对我说，“这才像仆人。

    对这些手下人可以信任。

    可我们……我请您想想，冰箱放在钢琴后面，为了不遭仆人谋害，床头柜上放一把手枪！” “是啊，这真是太可怕了。

    ”我说。

    她严肃地点头，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在踢我的鞋。

    还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这么做过。

    它快让我半疯了。

    昂热拉这时正跟她的右邻保尔·泽贝格交谈。

     “您听我说！”昂热拉叫道，“泽贝格先生讲得实在太有趣了。

    ” 桌子上安静下来了。

    甚至连约翰·基尔伍德都抬起了头。

    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

    他似乎喝酒喝清醒了。

     “美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促进贸易和发展的会议。

    ”泽贝格解释说，“我去出席了。

    当这里的这桩不幸发生时，会议正开到高潮。

    我直接从智利飞到了赫尔曼夫人身边。

    可先前我在会议上听到了一大堆发言，也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发言。

    看来必然会跟这些人争执起来主动地开展辩论。

    ” “跟工会？”梅丽娜·泰奈多斯惊骇地问，“主动地？” “安静。

    ”她丈夫说。

     “他们想干什么？”约翰·基尔伍德问，清醒得令人吃惊。

     “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

    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

    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 “这可是每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