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2/3)
些。
我开始觉得,或许我并不想嫁给弗雷德。
他在贝蒂的口中徐徐铺展开来,就像一长条湿哒哒的报纸,从头到尾印的除了天气还是天气。
姐姐和我对袜子的尺寸都不感兴趣,贝蒂那些杂乱又乏味的细枝末节,让弗雷德的形象在我们眼中一落千丈。
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不再经常往弗雷德和贝蒂家跑,而是更多地待在秘密基地里,基地在一块沿河的空地上,一片低矮的橡树林中间。
我们在那里玩情节复杂的游戏,主角是魔术师曼德雷和他忠实的助手洛萨,用洋娃娃充当轻易就能被催眠的敌人。
姐姐总是演曼德雷。
玩腻了,我们就会穿上泳衣到河边去踩水,一边等待经过的渡船,一边把橡子扔到河里,看它们要过多久才会被水流带走。
我们正是在一次这样的涉水之旅中认识了南。
她住在十栋房子开外,一幢镶着红边的白色木屋里。
和这里的许多木屋不同,南住的那间有一个真正的码头,伸到河面上,用一堆一堆的石头固定在系船的木桩周围。
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坐在那个码头上面,嚼着口香糖,翻着一沓“飞翼”牌香烟里的飞机卡片[18]。
人人都知道只有男孩子才会收集那些卡片。
她的头发和脸都是浅浅的棕色,还有一层顺滑柔和的光泽,像焦糖布丁似的。
“你拿那些东西干什么?”姐姐开口就问。
南只是笑笑。
当天下午我们就让南进了秘密基地,先匆匆玩了一轮曼德雷游戏,这次我的角色被降成了无足轻重的纳达公主[19],随后她们两个坐在我们的柑橘木箱上,在我看来,没精打采,漫无目的地交谈着。
“你们去过那家商店吗?”南问道。
我们从来没去过。
南又笑了。
她十二岁了;姐姐才十一岁零九个月。
“商店里有可爱的男孩子,”南说。
她穿一件有荷叶边的宽松衬衫,领口有松紧带,如果她愿意,她可以把领子往下拉到肩膀的地方。
她把飞机卡片塞进短裤的口袋,我们去问母亲可不可以走路到商店去。
在那之后,姐姐和南差不多每个下午都会去。
那家商店和我们的木屋有一英里半的距离,一条炎热的河畔小径,从别人家的木屋门前经过,身体肥胖的母亲晒着太阳,还有其他似乎不太友好的孩子正在戏水;路过被拖出水面,泊在沙洲上的划艇,沿着水泥筑起的防波堤,穿过一片又一片用来固沙的滩草,要是从滩草堆里跑过去,脚踝会被草叶划破,还有一丛又一丛野生的豌豆,果实又硬又苦。
有些地方能闻到一股厕所的气味。
就在到达店铺之前,还有一块长着毒藤的空地得要跋涉过去。
那家店没有名字。
它就叫“商店”,木屋居民们仅有的商店,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步行到达的一家。
我可以和姐姐还有南一同前往,准确地说,是母亲执意让我跟着去。
尽管我什么都没有对她说,但母亲能察觉出我怏怏不乐。
我伤心的倒不是姐姐把我抛弃,而是她不以为意,根本没有意识到冷落了我。
南不在的时候,她还是很愿意和我一起玩的。
有时候,姐姐和南串通起来走在我身前二十步开外的场景实在让我伤心不已,我便会原路返回,去弗雷德和贝蒂的家里。
在那里,我会面朝椅背倒跨在贝蒂的一张厨房椅子上,双手僵硬地停在半空,举着一束天蓝色的毛线,贝蒂正把它们绕成一个个的线团。
或者,在贝蒂的指导下,我用钩针给洋娃娃织些汗津津的、粉色或者黄色的长短不齐的小裙子,它们对姐姐来说突然变得太幼稚了。
情况好一些的时候,我会一直走到商店。
它并不漂亮,甚至都不太干净,但我们已经习惯了战时的单调乏味和灰尘污垢,所以根本不在意。
店铺是一幢两层的楼房,用没有上过漆的木材建成,那些木材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泛出灰色。
有些地方用防水的油纸修补过,正面的纱门和窗户上钉着彩色的金属招牌:可口可乐、七喜、沙拉达茶[20]。
店里有一种老杂货店甜腻忧伤的味道,混合了许多气味:装冰淇淋用的蛋筒,整包整包的奥利奥饼干,排在柜台上一盒又一盒打开的球形硬糖和甘草扭糖,还有另一种麝香似的味道,辛辣刺鼻,半是干枯腐朽的木香,半是汗水味。
瓶装的汽水都藏在金属冷柜里,盖着沉重的盖子,满是冷却过的水和大块的冰,融化成一种被砂砾打磨过的玻璃般圆润顺滑的东西,如同我们有时能在河滩上找到的。
店主和他的妻子住在二楼,不过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商店由他的两个女儿经营,她们轮流坐在柜台后面。
两个女孩都是深色皮肤,都穿短裤和波尔卡圆点图案的露背系带上衣,但其中一个很友善,另一个——那个更瘦小的妹妹——却不是。
她会接过我们的硬币,当的一声扔进收银机里,一言不发,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越过店铺正面的窗户,越过窗户上挂着的那张贴满葡萄干似的苍蝇的捕蝇纸,凝视远方,仿佛她和自己的双手正在做着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
她并不讨厌我们;她只是没有看我们。
她留着长发,前额烫出了一点发卷,唇膏带着一点紫色。
第一次去商店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南为什么会收集飞机卡片。
那里有两个男孩子,坐在商店门前裂开的灰色台阶上,双手抱膝。
姐姐告诉过我,对待男生的正确态度是不理不睬;不然他们就会缠着你。
可这些男孩认识南,他们和她说话的时候,没有惯常那种奚落的口吻,而是很尊重她。
“有新的吗?”一个男孩问。
南笑笑,向后拢了拢头发,肩膀在衬衣里微微一晃。
然后,她慢慢地把飞机卡片从短裤口袋里摸了出来,开始飞快地翻着。
“你有吗?”另一个男孩对我姐姐说。
只有这一次她觉得自己非常丢脸。
后来,她说服母亲换了香烟的牌子,收集起她自己的一套卡片。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看到她在镜子前面练习那个魅惑的摸卡片动作,那些卡片滑出她的口袋,犹如魔术师养的蛇。
去商店的时候,我总得买一条用蜡纸裹好的面包回去给母亲,有时候则是一包“吉菲”牌酥皮[21],如果店里有的话。
我姐姐从来不用做这些事:她已经发觉,做一个不可靠的人能占到便宜。
既是作为酬劳,也是——我敢肯定——给愁眉苦脸的我一点补偿,每去一次,母亲就会给我一个分币,存满五个分币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支棒冰。
母亲一直不肯买棒冰给我们,虽然冰淇淋甜筒她倒是准许的。
她说棒冰里面有一种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坐在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把棒冰舔到只剩一根木棒的时候,我一直在找这种东西。
我把它想成有点类似一个核的存在,就像玉米粒里面那个白色的、形状像指甲的部分,可我什么也没找到。
姐姐和南与我并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那天商店里没有男孩子,所以她们全无其他事情可做。
天气异乎寻常的炎热,一丝风也没有;河面上泛着一道波光,渡船从中穿行而过的时候,也随之摇曳闪烁。
我的棒冰几乎还没吃就已经开始融化。
我分了一半给姐姐,她接了过去,我期待中的谢意却没能兑现。
她正在和南分着吃。
弗雷德转过店铺的拐角,朝着正门走来。
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商店里见过他几次了。
“嘿,美人,”他对姐姐说。
我们把屁股在台阶上移了移,好让他走进店里。
过了很长时间他出来了,拿着一条面包。
他问我们要不要搭他的车回去:他说自己刚从城里回来,我们欣然接受。
这整件事情都稀松平常,除了在我们开车走远的时候,店主的女儿——瘦削的、涂紫色唇膏的那个——从店门口跨了出来,站在台阶上。
她把手臂交叠在胸前,摆出那些在门口无所事事的女人才有的耸肩姿势。
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以为她是跑出来看正在驶过的那艘加拿大轮船公司的渡船,但后来我发现她是在盯着弗雷德。
她看上去仿佛想杀了他似的。
弗雷德似乎没有察觉。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都在唱歌。
“凯蒂,噢美丽的凯蒂,”他唱着,对着姐姐眨眼睛,他有时会用凯蒂来称呼姐姐,因为她的名字叫凯瑟琳[22]。
他没有关车窗,遍布车辙的石子路上,沙尘劈头盖脸地朝我们扑来,染白了我们的双眉,弗雷德的头发也变成了灰色。
车每颠簸一下,姐姐和南就会兴奋地尖叫,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那种被人排挤的感觉了,也跟着尖叫起来。
印象中我们似乎已经在木屋里住了很长时间,尽管那只是一个夏天。
到了八月,我几乎快要记不起渥太华的那幢公寓,还有那个常常殴打妻子的男人了。
那些都发生在一段遥远的生活里;也是一段更加快乐的生活,尽管眼前有阳光、河水和空地。
从前,频繁搬家和转学带来的不安全感逼得姐姐不得不珍惜我:我比她小了四岁,但我很忠实,总是在她身边。
而现在,这四年的岁月成了一道深谷横亘在我们之间,一处荒芜之地,仿佛一片河滩,我能看见她在我的前面,渐行渐远。
我一直渴望能变得像她一样,可我已经再也认不出她的模样了。
八月的第三个星期,树上的叶子开始变红,并非全在一夜之间,而是零星地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像是一种预兆。
那意味着不久就要开学了,我们又要搬家了。
这一次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南问我们在哪里上学的时候,我们答得含糊其辞。
“我已经去过八个不同的学校了。
”姐姐自豪地说。
因为我比姐姐小了很多,我只去过两家学校。
南从小到现在一直都上同一间学校,她把衬衫的领口褪过肩膀,一直向下放到手肘的地方,给我们看她的乳房正在发育。
乳头周围的一圈变得很软,而且还鼓了起来;除此之外,她的胸口和我姐姐一样平坦。
“那又怎么样。
”姐姐说着,卷起了她的毛衣。
这是一场我无法参与的比赛。
它关乎改变,而改变正日益让我觉得惊慌恐惧。
我沿着河滩往回走去贝蒂的家,在那里,新近完成的那件邋里邋遢的钩针编织正等待着我,在那里,一切都一如往昔。
我敲了敲纱门,然后把门打开。
我本想按惯例问上一句,“我能进来吗?”,却没有说出口。
贝蒂正一个人坐在早餐角的铁质餐桌旁边。
她穿着短裤和一件条纹水手服,海军蓝色与白色相间,镶着一枚船锚形状的胸针,围裙上面,黄色的雏鸡正破壳而出。
唯独这一次,她手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面前也没有放着咖啡。
她脸色苍白,表情困惑,好像刚刚有人无缘无故打了她似的。
她看到了我,但是没有露出笑容,也没有请我进去。
“我该怎么做才好?”她说。
我环视整个厨房。
每样东西都各归各位:咖啡壶在灶台上熠熠闪光,玻璃小鸟正缓缓低下头去,没有摔碎的盘子,也没有打翻在地上的水。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舒服吗?”我问。
“我什么也做不了。
”贝蒂说。
她看上去十分反常,看得我有些害怕。
我跑出厨房,穿过小山丘似的草堆,跑到母亲那里,她总是有对策的。
“贝蒂有点不对劲。
”我说。
母亲当时正在碗里搅拌着什么东西。
她搓着双手,把粘在手上的面团弄干净,又在围裙上擦了一下。
她看上去并没有诧异,也没有问我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你待在这里,”她说。
她拿起自己的那包香烟出了门。
那天晚上我们只得提前上床,因为母亲有话要对父亲说。
我们当然支起耳朵听着;透过十测板做的墙,很容易就能听清楚。
“我就料到会这样,”母亲说,“早就看出来了。
”
“是个什么人啊?”父亲问。
“她也不知道,”母亲说,“一个城里的女孩。
”
“贝蒂是个笨蛋,”父亲说,“一直都是。
”后来,夫妻分手的事情更加普遍,他常常说起这句话,但不管是谁抛弃了对方,被他叫成笨蛋的总是那个妻子。
他对母亲最大的赞美,就是她一点都不笨。
“兴许是吧,”母亲说,“但是不可能指望遇到比贝蒂更好的女孩了。
他是她的全部。
”
姐姐和我窃窃私语。
姐姐的看法是,弗雷德抛弃了贝蒂,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了。
这让我难以置信:我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非常沮丧,辗转难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父亲在外面过夜——他经常彻夜不归,我都会坐立不安。
如果他永远不回来了怎么办?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就没有再见过贝蒂。
我们知道她就在木屋里,因为每天母亲都会拿一点她那硬邦邦结了块的烘焙成品过去,好像是去吊唁一样[23]。
但我们被严格吩咐不准靠近,也不许到窗口张望,母亲一定知道我们早就想这么做了。
“她受了打击,崩溃了,”母亲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贝蒂四分五裂躺在地上的景象,俨然修车厂里被拆散的汽车。
就算是全家乘上父亲那辆二手斯图贝克[24]的那天,我们也还是没有见到贝蒂,车后座的行李满满当当一直塞到窗户顶上,只留了一个狭小的长方形空间,好让我蹲在里面,然后,我们驶上公路的干道,开始南下六百英里去往多伦多的旅程。
父亲又换工作了;现在他经营建筑材料,他肯定,既然全国经济都在蓬勃发展,这次他总算是换对了。
整个九月,外加十月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度过,而父亲正在找房子。
我过了八岁生日,姐姐也满了十二岁。
接着又是一次转学,我几乎要把贝蒂忘记了。
可是,在我自己也长到十二岁之后的一个月,有天晚上贝蒂突然要来家里吃晚饭。
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次数比从前多了许多,有时遇上特别重要的家宴,我和姐姐还要提前把饭吃完。
姐姐倒不在乎,因为那时她已经交了男朋友。
我还在上公立学校,只能穿丝光棉线织的长袜,背后有条接缝的尼龙袜只有姐姐才可以穿。
而且我还戴着牙套。
姐姐像我一样大的时候也戴过,可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让它们显得既潇洒又大胆,以至于我一直向往一口像她一样银光闪闪的牙齿。
但她已经不戴牙套了,我自己那张箍着的嘴巴看上去却非常拙劣,说话也含糊不清。
“你记得贝蒂吧,”母亲说。
“是伊丽莎白,”贝蒂说[25]。
“哦,对对,当然,”母亲回答。
贝蒂变化很大。
从前她略显丰腴;现在更是珠圆玉润。
她的脸颊浑圆饱满,就像两只番茄一样,我本来以为她用了太多腮红,后来才发现染出那两片红晕的是肌肤下面密密麻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