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因为它们会在田里打洞。
弗兰克每年都要开着拖拉机到田里去上五六次。
很多人都因为拖拉机翻倒而受伤。
可是她不能这样要求他，因为她没办法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学会开枪，而要是她不说清楚，他就只会开她的玩笑。
“人人都能开枪，”他会说，“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扣动扳机……哦，你的意思是你想打中个什么东西，呐，这就不一样了，你是打算要谁的命啊？”兴许他不会这么说；兴许这只是他二十年前说话的方式，那时，她对房门之外的事情还没有丧失兴趣。
但布里吉太太永远不会知道答案，因为她永远也不会开口。
她没有勇气跟他说，也许那时你已经不在了。
到时候，也许你要离家去别的什么地方，也许会打仗。
她还能记起最近的那场战争。
窗外的景象一成不变，于是她转身坐到厨房的桌边写她的购物单。
明天是他们进城去的日子。
她努力规划这一天的行程，好让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坐下来休息；不然她的脚会肿起来。
这个问题从有莎拉的时候就开始了，生下另外两个孩子之后变得越发严重，从来没有真正痊愈过。
自从结婚开始，她的一生都在列各种清单，那些必须买的、缝的、安排的、烹饪的、储存的东西；她已经把明年圣诞节的清单都列好了，所有的人名，她要买给每个人的礼物，还有一串做圣诞大餐所需要的材料。
不过她似乎提不起兴致，明年的圣诞还太遥远。
她无法相信某个遥远的、如过去一样井井有条的未来，她似乎再也没有精力了；似乎她正把精力都积蓄起来，留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她甚至很难列完这张购物单。
她没有潜心专注在那张纸上——她写在已经过期的日历背面，过完一天撕下一页的日历，弗兰克每个新年都给她一本——而是把厨房打量了一遍，看着所有那些在她要离开时都只能留下来的东西。
那才是最难的部分。
她母亲的瓷器，她的银器——虽然纹样已经过时，镀上的白银也渐渐剥落，那只小鸡模样的煮蛋器是莎拉十二岁的时候送给她的，陶瓷质地的盐和胡椒皿，外形是一匹匹绿色的马，头上开了小孔，是另外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从全国博览会[4]上带回来的。
她想象自己走上楼梯，折好的床单放在箱子里，毛巾整整齐齐地叠在架子上，床已经铺好了，被子还是她外婆的，看得她想哭。
在她的书桌上，那张结婚照片，她穿着一条闪闪发光的绸缎礼服（绸缎是一大失策，丰满的臀部变得更加显眼了），弗兰克套着那身西装——他从此再没穿过，除非是去参加葬礼，他的头发两侧剪得太短，头顶却出人意料地耸起一簇，仿佛啄木鸟的羽冠。
孩子们还在襁褓之中的照片。
现在她想想自己的女儿，倒希望她们不要生孩子；现在再也不是能生儿育女的时候了。
布里吉太太希望有人能说得再准确一些，好让她制订更加周全的计划。
大家都知道要出事，翻翻报纸，看看电视就能判断出来，可是谁都不确定要出什么事，没人能有十足的把握。
不过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只会变得更加平静。
她会感觉怪怪的，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却要等上好几天才能确定下来。
然后她会发觉，飞机不再从他们头上掠过，飞往莫尔顿机场[5]，还有从两英里之外那条高速公路上传来的噪音，树叶落尽后本该清晰可辨，现在却几乎听不见了。
电视对此不置可否；实际上，眼下正充斥着罢工、短缺、饥荒、裁员和涨价这些坏消息的电视会变得温和抚慰，广播里则会出现大段大段的古典音乐。
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布里吉太太会意识到，新闻审查开始了，就像战时一样。
布里吉太太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把握；换句话说，她知道要发生些什么事，但不确定它们发生的顺序。
她猜想会是暖气和燃油：先是送油的人不会在惯常的时间露面了，然后某个早晨，街角的加油站就关门了。
就这样，一句解释也没有，因为理所当然地，他们——她不知道“他们”是谁，却一直相信他们的存在——他们不想弄得人心惶惶。
他们正在努力维持，让情况看上去和平时一样，可能他们已经开始了这项计划，实际上正是因为如此，一切看起来还是一如往常。
幸好，她和弗兰克在车棚里还有个柴油桶，有七成满，而且反正他们也不用去加油站，他们有自己的油泵。
她让弗兰克把那只烧木柴的旧炉子搬了进来，自从装了电暖炉之后他们就一直把它放在谷仓底下，她破天荒第一次觉得，弗兰克做事拖拖拉拉也有好处。
她催过他好几年，要他把那个炉子丢到垃圾堆里去。
他终于砍倒了那些枯死的榆树，他们把砍下的木头丢进炉子里，烧火取暖。
一场暴风雪吹断了电话线，也没人来修；或者说布里吉太太是这么推测的。
无论如何，电话是打不通了。
布里吉太太倒不是特别在意，反正她从来都不怎么喜欢用电话，不过这确实让她觉得自己与世隔绝。
大约就在这时，开始有人出现在后门口的碎石板路上，他们通常自顾自地走，有时三三两两结伴而行。
他们似乎要去北方。
这些人大多都很年轻，二十多岁，布里吉太太猜想。
他们的穿着和这里的人不同。
她已经太久没有见过任何人沿着这条路步行，这些人的出现让她忧心忡忡。
她开始把狗群的链条解开，自从那个星期日清晨，其中一条狗咬伤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派[6]的信徒之后，每天晚上她都把它们拴起来。
布里吉太太并不赞同耶和华见证人的主张——她信的是联合基督教[7]——但对他们的坚持不懈心怀敬意，至少他们有勇气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比她自己教会里的某些人要好多了，而且她每个月都会去买一本《守望台》。
说不定它们从来都是对的。
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她会拿走一把枪，她觉得会是那把猎枪，那样她打中的几率更大一些，把它藏起来，和子弹一起藏在谷仓背后，一块瓦片下面。
她没有告诉弗兰克；他可以用那把点二二的步枪。
她已经选好了地点。
他们不想浪费油泵里还剩下的一点点柴油，所以尽可能待在家里。
他们开始吃自己养的鸡，对此布里吉太太并不期待。
她讨厌清除内脏和拔毛，当时弗兰克和亨利·克拉克决定要投身火鸡养殖可把她气坏了，尽管她百般反对，他们还是养了，而她只能应付那些逃出鸡舍的火鸡，把菜园刨得坑坑洼洼的，要抓住它们比登天还难，在她看来，它们是上帝造物之中最愚蠢的鸟，每星期她还要给一只火鸡除内脏和拔毛，直到幸运降临，三分之一的火鸡都染上黑头病死了，这已经够让他们两个人灰心的了，他们把剩下的火鸡都亏本卖了。
这是唯一一次，弗兰克投资失败让她觉得高兴。
等到供电中断并且再没有恢复的那天，布里吉太太会察觉事情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她知道——带着一种宿命论的意味——停电会发生在十一月，那时冷柜里会装满了蔬菜，而天气又没有冷到能把它们一包包放到户外储藏。
她站在那里，看着包在一只只普利膜[8]保鲜袋里的青豆、玉米、菠菜和胡萝卜，渐渐融化，变得湿漉漉的，心想，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等到春天呢？最让她气恼不已的就是这种浪费，对食物的，也是对她辛勤劳动的浪费，她尽力补救。
在大萧条期间，她记得他们总是说，住在农场上的人比住在城里的要好过一些，因为起码他们还有东西吃；前提是能保住农场；但她再也不确定这句话是不是对了。
她觉得自己四面受敌，孤身一人，仿佛被关在城堡要塞之中，虽然倒是没人来找过他们的麻烦，实际上，已经好几天没人从他们周围经过了，连那些孤独行走的人也没有。
停电之后他们再也看不到电视了。
那些电台，在它们还广播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