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

    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来的冲动，放下茶杯。

     “那么，您也在渡轮公司工作？”梅森太太问。

     我完全可以回答“是”，说一些礼貌的废话，道别，冲上火车逃离这座困倦的海滨城市，但这样就完全浪费我从苏黎世到这里一路积累的勇气了。

    我清了清喉咙，对方想必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坐直了一些，一只手放在珍珠项链上。

     “不，梅森太太，我不在渡轮公司工作，卡尔也不是。

    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和您见一面，我认为……”我的句子开始变得散乱，“我认为您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您有权知道，我应该早点来的，但当然，六处不会让我接近您，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们觉得无所谓了，那么多年过去了。

    ”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格尔先生。

    ” “梅森太太，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发生了什么。

    ” -------- 我起先说得很慢，因为不确定该从哪里开始。

    后来故事本身接过了缰绳，自己往前奔跑。

    安德烈的母亲安静地听着，紧紧攥着手帕。

    她就像任何一个已经习惯于苦难的人那样接受这个故事：不质疑，也不反抗。

    中途我们只被打断了一次，梅森先生散步回来了，我重新介绍自己，复述我的来访目的。

    他不是很能听懂德语，但始终坐在妻子身边，握着她的手。

     “我认为这是我欠卡尔的，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什么愚蠢的滑雪事故丧生，我认为这是我的错。

    ”为了不让沉默持续太久，我最后这么说，作为我的结案陈词，“我真的很抱歉，梅森太太。

    ” 她看着我，有那么几秒钟，我担心她会昏过去。

    她松开了丈夫的手，往前倾身，拍了拍我的手臂：“沃格尔先生，这当然不是你的错。

    你不需要道歉，我想卡尔和我一样，都很高兴你活下来了。

    ” 我想说点什么，但哪一个单词都显得不合适。

    年轻的护工走开了，不一会又回到客厅，递给我餐巾纸。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等着喉咙里的堵塞感消退，梅森太太问我想不想要一杯水，我摇摇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