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土豆片放进锅里，将火调小，回过头去看他。

    克雷尔把书一本本塞进书架，说：“我需要你做晚饭，理书架，还有——和我说话。

    你知道，一个人待在这样一个密闭空间，患精神病的可能会增大。

    ” “为什么韦弗莱会认为你有神经症和人格障碍？”我说，“我觉得你很正常。

    ” “可能他有两次到这来的时候，我都在墙上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说话。

    与老混蛋对比，她是个懂得倾听的人。

    ” 像他这样的人我见过不少，他们总是把自己孤立在社会生活体系之外。

     我何尝不是呢。

     “整理书的时候，按照书的颜色分成五类，然后再根据书的首字母顺位排序。

    还有，我每天九点吃晚饭。

    ”他点点头，“现在你想问我薪水的事。

    你在苏门答腊街的房租即将到期，但你不喜欢和伦敦大学学院里那群男孩住在一块。

    ” “这也是推理出来的，先生？”我把煤气关了，“还是韦弗莱替我介绍了？” “我楼下的租客马上会搬走，你可以住下来。

    ”他踮着脚尖检查最上层的书架，“不用房租。

    还有点钱每月会打给你——如果他们不老是冻结我账户的话。

    ” 看来他还推理出了一点——虽然他没说，他知道我很缺钱。

     我把番茄土豆汤倒进瓷盆里，拿了调羹和碗，放到那边的茶几上，在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

    克雷尔放下整理工作，坐到我对面，我替他盛了一碗汤，自己捞了两块土豆，用勺子的锋利面将土豆切成碎块，缓慢地咀嚼着。

    克雷尔没吃多少，将碗撇下，把椅子调了个个，面对着贴满资料的墙面。

     “对了，先生。

    ”我含混道，“韦弗莱让我和你聊聊凶手的作案动机和具体过程，要笔录。

    ” “那都不重要。

    ”他背对我，盯着那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