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了他手腕上的脉搏，心我搭了他手腕上的脉搏，心道不好，将他背起来向回跑去。

    他明明比我高上两厘米，却轻得不像话。

    呼吸擦着耳畔过去，像是泰晤士河畔的微风，装点隔岸斑斓的梦。

     我平生第一次为除自己以外的人焦躁不安。

     我当时觉得，我完了。

     我坐在医院走廊旁打着瞌睡。

    左肩和脚腕都上了药，现在整个人都像要散架一样。

     终于，面前病房的门开了，克雷尔以前那个房客护士冲我招招手。

    我支撑着站起，放轻脚步走到半掩的门前。

     刚刚我做了什么啊——翻墙、格斗、开了一枪、杀了个人、拆雷，又背着克雷尔狂奔一公里到了医院？ 那些都是下意识作出的应激反应，和草履虫没区别。

    但浑身上下痛得厉害倒是真的。

     我推开门，病床上那位听到动静，坐直了身子。

    我替他垫了几个枕头在背后，擅自在床边坐下。

    克雷尔的气色差得要命，我实在忍不住开口问：“那是你亲弟弟？” “断绝关系了。

    ”他扯了扯嘴角，“不介意的话，听我说说吧。

    ” 克雷尔·卡勒对他的母亲没有什么印象。

    她似乎也是国王学院高知的一份子，否则不会认识伏案一生的老卡勒。

    她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因为产后抑郁症自杀，于是这个可怜的孩子被取名为塔纳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死神。

     老卡勒不是个正常的人。

    他一辈子钻研犯罪心理学，闭门造车，对某种可能存在的“罪犯成长公式”深信不疑。

    他认为，每个谋杀案的作案者在童年或青少年时代时，都曾遭遇过一系列具体事件，让他们的人格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

     “通过心理暗示和事件引导，就能创造出一个罪犯？” “没错，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 老卡勒一辈子都在证明他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