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活的人吃的一样多，那干活的人心里肯定不痛快。

    ” 许大队长说：“你这是讲了个废话！” 江会计笑了一下，也不生气：“所以我的想法是，把每个人干的活的多少，都记下来，干的多的吃饭的时候，打饭就多打一些，干的少的，就少打一些。

    ” “那其他人不会同意吧？”施家村的小队长皱眉：“现在到处都在宣传‘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你不让他们吃饱，他们还怎么有劲搞生产？” 一个小年轻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就以挖莲藕这事来说，每个人挖了多少斤，我们就给每个人记多少斤的票证，吃饭的时候就拿票证来食堂，吃多少划多少，这样总没话说了吧？” 大队书记眼睛一亮：“我看这主意不错！他们自己干的少，记得少，换的食物也少，这总不会还有话说。

    ” “那其它活呢？去堤坝上挑堤坝，马上春耕地里的干的活，都是没办法用粮食统计的。

    ”施家村小队长问。

     这一点倒没有难住江家村的年轻人，只见他拿出一本《农村工作》的增刊和几张报纸说：“这是去年合作社实行‘定额包工和评工记分’的报道。

    ”他又拿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篇头条说：“这是老领导对这篇报道进行了批示，说可作各地参考，我们不妨参考一下这个合作社的‘定额包公和评工计分’。

    ” 关于如何评工计分，这篇报导上就有详细的说明。

     其实从开始实行农村合作化大集体开始，各地区就陆陆续续出现很多类似于临河大队的困境，直到去年下半年，才有合作社提出了‘评工记分’，也是有了这篇报导之后，下面也开始陆陆续续学习报导中的合作社，开始了记工分制。

     但这个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立刻开始实行的，每个地方实行的时间都不一样，都在一点一点的摸索当中。

     这个年轻人在看到这份增刊和报纸后，就喜不自禁的买了下来，带回家中，一直没有给人看过。

     这时候终于有了他发挥的余地。

     他会在此时拿出来说，当然也有他的目的。

     他从初中毕业后，想在城里找工作，可此时城里工作也不好找，不得已回了村里，但既然已经读过书，自然不想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份增刊和报纸，让他看到了希望。

     他瞄准的就是报纸上提到的‘记工员’的工作。

     评分记工制实际上并不是上面要求下面一定要执行的政策，不过是一个合作社尝试实行这个政策是时候被报导了，又被老领导批示了，这才引起了全国各地效仿。

     村里本身是没有报纸的，大队书记想看报纸，了解上面发下来的政策，还得是公社领导们先领到上面下发下来的政策内容，再叫大队书记他们去开会，了解政策，再轮到他到基层施行。

     这年代的很多政策施行就是这么慢，就好比改革开放的事，有些地方都已经发展的如火如荼了，有些地方还受老政策影响，好多年都闭塞不动，根本不执行。

     大队书记他们日常就是带领队员们挖河滩，挑堤坝，除非公社里有事，才会叫他们去开会，所以这个增刊和报纸的内容他并不知道，加上临河大队隔着大山、隔着大河，冬季水位下去，想坐船也不容易，又没有收音机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临河大队的大队书记一直都不知道，外界已经开始实行‘评分记工制’。

     此时大队书记看到增刊上的报导，和报纸上一些大队已经成功实施这个制度，大家都传阅着看了一遍，才说：“既然老领导都批示了说可以干，那我们也这么干！就按满工分十工分，干的不好的就扣工分，用工分抵粮票，干的多吃的多！” 之后就是开始商议，十个工分抵多少粮票合适。

     至于粮票也好办，村里会写字的人不多，叫村里会写字的人，将纸裁成现在各种工业票、粮票的形状大小，在每张纸上，写上‘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八两、一斤’等价值不等的粮票，再盖上大队部的公章，就可以拿着这粮票去各自对应的食堂里使用。

     一个大队有好几个食堂，为了区分各个食堂的不同，还分为了蓝墨水粮票，红墨水粮票，黑墨水粮票，以对应各个食堂不同粮票的颜色，防止有人拿着许家村的粮票跑到江家村的食堂混饭。

     这个粮票和国家发的那些全国通用或者地区通用的粮票不同，是不能在外面使用的。

     商议好了办法，大队书记就让各个村的小队长回去，跟社员们说，同时，每个村子都要选一个记工员出来，江家村不用说，记工员就是提出‘评分记工制’的那位社员，许家村和其余施、胡、万三个村还得回去重新选。

     大队书记突然用笔敲了敲桌子，脸上露出抹笑容说：“你们回去也不要给我乱选，选了个不识字不识数有私心的，肯定不行，最好是一起搞个考试，记工员每天是要给社员们计工分的，起码得识字识数吧？” 大队书记会有这样的提议是有私心的。

     给大队社员扫盲的工作，属于大队书记的工作，大队部就坐落在几个村子中间的江家村。

     扫盲班办的时间也不短了，可许大队长觉得那是大队书记的事，对扫盲班这事是一点都不积极，村里人去不去，他都无所谓，只要把他的生产任务干好就行了。

     他是这样的态度，以他马首是瞻的许家村人，自然也是这个态度，扫盲班没有一个许家村的人去。

     施、胡、万三个村子都在山脚下，离的远不说，晚上走夜路还有危险。

    白天他们干农活、挑堤坝就已经够累了，哪里还有精力来上扫盲班？导致他们三个村子，都没人来上扫盲班。

     扫盲班来来去去，就只有江家村的人参加。

     其实就是江家村，晚上过去上课的人也没有几个，大多数听课听了没一会儿，就趴在大队部的桌子上，呼噜声震天响。

     可即使这样，江家村的识字率也要高于许家村和施、胡、万三个村子。

     施、胡、万还好说，他们三个村子的田地主要都集中在山脚下，加上他们村子体量小，每个小队选一个记工员就够了。

     可江家村和许家村，两个村子都是超过一百五十户以上，总人数超过千人的大村落，村里土地分配也不在一起，除了山脚下的地，村子周围的地，还有河圩里的田地，这些田地分开不在一起，需要的记工员少说也要两到三位。

     也就是说，光是他们两个村子，都至少要有四到六位记工员，才够用。

     即使许家村有一两个识字的，剩下一个记工员的名额，哪怕有一个落到他们江家村人的头上，在后续的大队部中选干部时，选中他们江家村人的概率，都会大于许家村。

     他虽是整个大队的大队书记，可也是江家村人，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