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李锐、冯石、陆光达三人联合发来的这份报告来的好！来的及时！”中央的某间办公室内，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报告后高兴的拍了拍桌子，并且招来了警卫员，让他将这份报告送给周总理看。

     过了二十分钟，周总理拿着报告走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

     “怎么样，周总理。

    你觉得这份报告说的怎么样。

    ”面对毛主席的提问，周总理肯定道：“来的很好，很及时。

    如今我们党不过是刚刚解放中国的部分领土，还有新疆问题还有西藏问题，还有南边的老蒋我们都还没有解决。

    ” “但是我们党内已经有人开始有人摆起了老爷架子了。

    土地改革虽然说让我们团结了农民，但也让城市内一些小有资产的市民心中慌慌，害怕自己也被打倒。

    ” 毛主席点燃一根香烟抽了起来：“是啊，基层工作不好做。

    还记得我们在中央苏区的经济问题吗？” 说道中央苏区的经济问题，周总理罕见的有一瞬间的局促，但是下一秒又放开释然了。

     他说道：“记得，王明一派搞左倾冒险主义。

    打土豪分田地被他们搞成了不分好坏全都打倒。

    没有劣迹的士绅也一并抄家。

    ”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最后还要搞什么往上查三代，祖上有富农和地主都要被打倒。

    ” “他那是瞎搞！”毛主席听到这里忍不住冷哼一声，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

     但是他对于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

    因为中华苏维埃国是他一手创立的，最早他和老总在井冈山开辟第一根据地，当时建设根据地时还没有经验。

     两人完全按照苏联的经验导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因为经济枯竭而被迫转移。

     在转移的过程中，发生了著名的“二月来信”和“九月来信”事件。

     同时也有著名的“古田会议”。

     在这期间毛主席深刻反思了井冈山的失败，并且归纳总结了经验。

    他最后得出结论，不能按照苏联模式生搬硬套的把他们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带到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自己的文化属性，强行生搬硬套只会水土不服。

     所以在建立第二根据地的时候毛主席归纳总结了许多经验与方法。

     第一就是除非罪大恶极必须坐牢或枪毙的地主外，普通地主也要分田。

     他们也有种田养活自己的权力。

     第二，在乡间没有做过恶的地主只分田不抄家。

     第三，不取消乡土的大家族管理制度。

    只派红军监督，让家长管理制度得到监控。

     第四，鼓励商业流通，全面盘活红区经济。

     对小商小贩进行少收税或不收税政策。

     一年营业额在一百大洋以下的商贩不收税。

     一年营收一百大洋到两百大洋之间的只收取百分之三的商业税。

     二百大洋到四百大洋之间的收取百分之四的商业税。

     只对奢侈品如猪肉、丝绸、洋货之类的商户收取百分之十七的商业税。

     第五，对于分了田的农户，所有田亩都归个人所有。

    可以自由买卖租售。

     并且雇佣当地农户为分了田的红军战士进行耕种。

     第六，抽肥补瘦。

    因为各家分田的情况不一样，根据田亩的质量和粮食的产量，每年上缴的公粮也不一样。

     靠河边的水浇地多交一点，靠山脚的山地田就少交一点。

     谁说毛主席不懂经济？ 其实他比这时候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更懂中国的乡土经济。

     在他的治理下，苏区的经济一日好过一日。

    苏区甚至自己开始印刷自己的钞票，而且票值与信誉度比国府的法币还要高。

     因为边区票的锚定物是农村出产的粮食。

     而这是那个时期的硬通货，谁都离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