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无论是自己完全自愿选择结束生命的自杀或者自伤自残，还是出于好心而帮助已经生活在无比的痛苦之中的人，响应他们的苦苦哀求甚至是祈求式的帮助，来帮助他们了结自己的生命，帮助他们脱离目前痛苦的境地，这种结束他人的生命的行为，那都绝非是犯罪了。

     因为犯罪的前提是你要违反法律，但法律条文不可能深入解释到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只关乎个体绝绝对对的自主权的事情，更是如此了，就像法律不可能规定你具体一天要吃几顿饭，每顿饭要吃什么，对吧。

     可相反，如果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无论是自杀还是帮助他人助人为乐式的结束别人的生命，那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也看了那么多书了，来聊聊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听听”，李管教看着宁致远说道。

     宁致远低头略微思考了一会，认真的说道：“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我能够想到的是以下两种情况，没有对错，只是角度和方向不同而已。

    一个是从结果出发，基于功利主义的‘利’的角度；一个是从道德出发，基于传统主义的‘义’的角度。

     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也就是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通常是指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一种伦理学说，最着名的支持者如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杰里米·边沁和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在中国，战国思想家墨子以功利言善，是早期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但是，义利之争，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只要是人，无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都势必面临着这两方面的思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这不仅关乎个体，更关乎个体的总和。

     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边沁和密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痛苦占优的时候，其行为就会走向幸福的反面，就会寻求外界力量的解脱；听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也符合人类天生的‘趋利避害’的本能。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幸福’这个词的定义本身就是模糊的。

     边沁认为，幸福没有高下之分，口腹之欲和心智之养没有什么区别，但另一位哲学家却认为，幸福是有高下之分的，这个人就是英国着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

     穆勒认为，如果所有人都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计算利害得失，则社会终将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这样的功利观念，只会让人醉心于追逐眼前的快乐和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只会让人在勇敢和怯懦之间，毫不犹豫的、心安理得的选择后者。

     但实际是什么呢？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说的再粗俗一点，我们都阅读过低俗小说和高雅书籍，虽然两者都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如果我们要慎重的地选择其中一本书送给子孙后代的话，估计大部分人，肯定是毫不犹豫的会选择后者。

     那也就是说，我们本能的就给这看似相同的快乐在内心进行了高低的区分，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自己以及后代做一个高尚的人，能够享受高级的快乐。

    而且更要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幸福真的没有高尚和庸俗之别，那么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变得平庸，劣币终将驱逐良币。

     事实上，人类语言中存在‘高尚’与‘庸俗’这组反义词，本身就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幸福，肯定也是有高下之分的。

     再者，如果功利主义认为的‘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追求快乐的最大化，是只要使快乐的程度在总体上超过痛苦就是幸福最大化了’，那法律的立场和判决的标准也就变成了‘是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而这一想法，不仅会带来‘多数暴政’，更忽略了对于个体权利和尊严的追求，甚至于会让很多人，假借多数之名，肆意侵犯和践踏人权。

     所以，穆勒提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见解，在他看来，从长远看，只有尊重个体的自由，才能引导人类走向最大幸福”，宁致远说道。

     “那接下来的推导，是不是就自然是‘只要行为不妨害他人，法律就不得干涉’了，也就是你们嫌疑人经常说的那句‘法无禁止皆可为’了，对吧，哈哈”，李管教微笑着说道。

     “是啊，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再往后看，就像我刚说的悖论随处可见一样，穆勒自己也往悖论的方向进了一步，本来他说的好好地，他认为对于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说，个人就是最高的主权者，根据这种观点再往下推导，似乎就可以推导出‘自杀是被允许的’这一结论了，因为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嘛。

     但穆勒估计是显然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再进一步，甚至于他还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是说‘自由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而允许一个人让渡自己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这就有点耍滑头的感觉了，无论语言包装的多么高大上，本质上都是耍滑头而已。

     除了这种‘自杀可以随意为之的观念’在人们天然的感受上不愿意承认的这一点，还有一点更为可怕，那就是如果按照功利主义所说，只是根据快乐和痛苦来作为人生的福祉，那么当一个人的痛苦远超快乐时，他就有权终止自己的生命。

     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很难忽略，那就是对某些人而言，他们的出生本身就是带着巨大的痛苦的，像那些生来就是有严重的生理或者身体障碍和缺陷的残疾人，那他们难道一生下来就不配活下去了吗？ 因为人再自由，讲白了你都可以因为这样那样的缘由选择死亡，但却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这本身，拿到不就是一种悖论吗？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他的巨着《旧制度与大革命》里写过一句话：‘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在寻求过大的奴役’，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缺少了道义约束的自由，那就是一种另类的放纵，往往开启的，是另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所以，从传统的道义论的角度而言，人类的尊严那是先天的，是超越经验的，而不是人类理性计算得失的结果。

    就像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人不能被当成手段来对待，如果为了逃避一种痛苦的情形，就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就是把人当成了一种解脱痛苦的手段来使用，这没有把人当成目的来尊重。

     所以，自然的就能推导出，从传统的道义论的角度来讲，人无权处置自己的生命，自杀是完全错误的，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这种道义论的限制可以对自由进行合理的约束，防止人们因着无节制的自由走向放纵的毁灭。

     由此也不难看出，穆勒式的自由主义对人性有着过高的估计，但是人性总有幽暗的成分，如果缺乏必要的道义约束，人的幽暗会因着自由而被无限放大，就像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人会因为自由选择高尚，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很多人并不喜欢高尚的事物，甚至还往往更喜欢卑下，尤其当人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都说读史可以明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