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泳之隔着时差的作息之阴间，令后来的江离意识到，当时的邵泳之不是多线程办公高效率，而是焦虑到几乎做不了别的、状态极其之差。

     邵泳之与江离皆不学法。

    他们分别认识不同的、学或做法律的人。

    不过，邵泳之不敢向这些人问。

    邵泳之查阅新闻、法条、规定、解释、判决文书，发给江离一堆理解与判断，不多久又发给江离一堆更新过的理解与判断。

    后来，他们转换思路，从“是否违规”改为“如何避免被官方调查到”。

     他们最明显的接近违规之处，应该是，这支私募基金的实际的最核心的策略制定者，邵泳之与江离，没有被写在基金备案中。

     最终，邵泳之痛恨起帝国的选择性与运动式执法。

    在金融市场内，风险与收益是双刃剑。

    监管防止零售投资者承担过高风险，同时即剥夺他们获取巨大收益的可能。

    人为地，用钱生钱的机会随社会阶级累进。

    发国难财的思路与技术不难，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安全地这么做；小盗者诛，大盗者为王侯；它的资质，被留给了原本就大概率将不被国难伤害的人。

     邵泳之与江离的行为，不及在战争期间囤积、倒卖管制生活物资过分。

    他们曾经所持有的，说到底是一批保险，而保险只要无法被赔付──邵泳之与江离也没有去等未必被兑现的赔付，他们在那之前将这部分资产脱手──就是一堆废纸。

    负责赔付保险的亦是金融机构，不是已经被战争摧残的普通人。

    邵泳之起初惊慌的原因，是他实质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做空了帝国一些很关乎国计民生的市场。

    这是在一些人听来不甚政治正确的事。

    操作一旦被发现、举报，或许会累及邵泳之世代簪缨的长辈。

    再者，邵泳之的家族虽然有贵族头衔，但那几位皆是科学家与工程师。

    在金融市场的执法实务中，邵泳之所在的基金公司可以被当作民营企业──他们没什么人保护，执法机构一旦抓到把柄，就有概率将把柄放大、办他们、捞钱。

     张远霁不动声色地听完了这个故事。

     她说：“Contemplativa有一些人极端反感金融行业。

    ‘安提戈涅’的部分受众应当亦然。

    ” 江离习惯把Contemplativa时期的所有同龄人──也包括她自己──当小孩子。

    少年人讨厌一项东西，有时不是由于他们觉得那东西本身不该存在，而是由于他们自我意识强烈、不希望它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Contemplativa不是所有人都有大学及以下的年龄。

    现在的江离，由于自己长大，也对那时因Contemplativa而出现的、更年长的人们有了更多想法。

     她想，已经该有自己事业、该能养活自己的人，如果还过激地、连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也不了解就讨厌资本市场，可能是由于他们并不是资本市场的接触者、参与者或受益者。

    他们，要么是没有良好地融入他们所正生存在的社会，要么就是不属于从资本市场中得利的那个阶级。

     江离学经济学。

    她比平均水平的人更重视与相信此学科──与为此学科奠基的假设。

    高中里，江离的精神障碍严重地初见端倪、令她厌学与尝试逃学时，陈宇几度冲她大发雷霆，说江离日后找不到工作、可以去当妓女。

    从小到大，陈宇的金钱焦虑在江离身上发作，远不止这一次。

     陈宇做与资本市场有许多接触的工作。

    她们整个家庭基本由陈宇的收入支撑起。

    江离是有偏见的。

     帝国没有经历过皇室的被推翻与复辟。

    但，在比现在更动荡的时代，帝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有过共产主义党人。

    十几年前，发生一起对皇室的刺杀。

    自此，“共产主义”，连带“社会主义”等词汇，逐渐从帝国的无官方授权讨论中消失，不过，江离怀疑那些刺杀皇室的人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江离学过劳动经济学，学过工资与就业的市场模型。

    她熟悉工具变量、纵向研究，给赫遐迩做的课题，因变量是收入，自变量是教育背景与生活环境，用到断点回归与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