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才是凶手作案手法的精髓所在。
凶手选用了一百多张录像带，像我这样提前用线串好，混在其他录像带堆里。
这些录像带案发前就屯在房间里。
案发后，警方对少量录像带上的孔啊，洞啊也没有起疑心。
毕竟总数有一千多盘，保存状态不太好，有部分损坏也很正常。
”
杨春晖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连连摇头，显出一脸不相信的神色。
“你的假设相当薄弱且天真，说是大胆都太过客气了，不如直言是天方夜谭。
按你这么说，录像带和刀都是提前藏在屋里的，线也要先贴在墙上。
可李学强回屋后的行动是凶手无法预料和左右的，万一他突然想抽一盘录像带看看，刚好抽中了渔线上串着的，杀人计划不就全盘暴露了？”
“这一手法无法用于谋害其他人，但套在李学强身上正合适。
毕竟他是个不喝到酩酊大醉就不会回家的人。
当晚他回到自己屋里，凭借肌肉记忆勉强锁了门，根本不会在意屋里陈设的细枝末节。
第二天我目击现场时，尸体还穿着外套，说明前一晚他确实醉到了一定地步。
”
杨春晖以看白痴似的怜悯眼神看我，“又是推测，我很怀疑你现在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说一千道一万，你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假设吧。
”
“不，有证据。
”
我把郑坤父子的经历和瘪四留下的遗言大致讲了一遍。
看得出他听到一半就不耐烦了，几次想打断我的讲述，但最终还是强忍住了。
“故事挺有趣的，又和热门案件直接相关，可以支撑起一篇深度报道了。
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你。
”他的语气有种掩饰不住的焦躁，“可我实在听不出故事里有什么可以定罪的证据。
”
“说明你听得不够仔细。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案发当晚瘪四从窗外观察现场时，并没有看到录像带散落一地，而是整整齐齐的靠墙堆着，和最终的现场完全不一致。
”
“录像带堆是他开窗撞倒的啊。
”
“开窗而已，顶多弄倒书桌上的录像带。
为什么最后整个房间里的录像带都散落开来了？何况当时形势紧张，瘪四开窗的动作肯定不大，怎么可能把录像带撞那么远，落到床上，落到李学强身上？”
“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不屑地嗤之以鼻，“瘪四到达现场时李学强多半还没死。
说不定他正躺在床上思前想后，犹豫要不要自杀呢。
录像带应该是之后他折腾自杀时踢倒弄乱的吧。
”
“仔细想一想就知道不可能。
瘪四在现场不慎折腾出了很大的动静，所以被迫仓皇逃离。
当时连邻居都被惊醒亮灯了，如果李学强还活着并意识清醒，怎么可能不开灯查看情况？当时他因为妻子的离奇死亡正疑神疑鬼呢。
”
“那就是李学强醉过头了没听见……”
“明明醉到那种程度了，当晚还能挣扎着起床完成自杀计划？你在开玩笑吧。
整件事的唯一解释就是瘪四离开时，李学强还没死，只是醉得太严重失去了意识。
之后凶手到场，利用渔线机关杀了李学强，这才导致录像带散落得那么彻底。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瘪四很小心地开窗，却会弄出那么大的声响？那是因为光线太暗，他没有发现透明的渔线机关就绑在铁栅栏上，木棍刚好拨动渔线，扯倒了串在渔线尾端的，垒在书桌上的录像带堆。
”
杨春晖望着我，吸溜了一口气，似乎想开口纠正我话语中的疏漏，却又作罢。
他合上录像机的取景框，按下关机键。
“随你怎么推理吧，我也懒得争辩了。
你的证人都死两年了，遗言又是由犯罪嫌疑人转述的，根本不能拿来当做证据，没有法律效力。
”
我没说话，这一点确实无法反驳。
“怎么，无话可说了？”他把摄像机收进背包。
“不，还差一件事没说，就是凶手的真实身份。
说到底，凶手都有条件摸入卧室提前布局了，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机关？越复杂的机关越容易出错。
直接一刀杀了醉醺醺的李学强，再溜之大吉不就好了？”我顿了顿，“可以想到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没法那么做。
这么一来，凶手的真实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了。
”
“谁？”
“李天赐。
”
李学强被害前的那段日子，徐兰死了，李子桐离家出走，家里只有他们父子两人。
若是李学强不明不白地死在家里，又查
不出有人从外部入侵的痕迹（瘪四的深夜造访想必在李天赐的预料之外），就算李天赐年纪再小，警方也会把他列为首要嫌疑人。
除非能把杀人现场伪造成自杀现场。
还有一点，瘪四的到访和凶案在时间上几乎完全重叠，未免太巧合了。
很可能在白天瘪四乔装造访时，李天赐就看破了他的意图，发现了他留下的假工作证。
所以李天赐才决定当晚下手，万一密室的真相被警方识破，就让瘪四父子再做一次替罪羊。
杨春晖先是一愣，随即大笑起来。
“你知道李天赐那小子当时才几岁吗？那么小的孩子谋杀了自己的父亲，这话说出去会有人信吗？”
我用手抵住下巴，做出沉思者的样子，“对啊，其实我也想不通，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杀人？”
“我怎么会知道。
”他的语调平和，却暗含某种轻蔑意味。
我叹了口气，“都聊到这个地步了，还不肯揭手上的底牌吗？杨大记者，不，李天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