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渐沉，垂拱殿内已点起了儿臂粗的牛油巨烛。

    赵佶揉了揉有些发胀的额角，将目光从摊开在御案上的几份奏疏移开。

    这些都是户部侍郎张克公与刚刚开始接手清查工作的李纲联名呈报的初步结果。

     账目的混乱还在其次，关键是那触目惊心的数字。

     “岁入……”赵佶低声念着那个庞大的数字，若在以往，这足以让任何君王感到自豪。

    但紧随其后的“岁出”数目，却让他的心不断下沉。

    庞大的官僚俸禄、宗室开支、军费维持，尤其是西北与西夏边境连年的摩擦消耗，再加上近年来兴建宫观、采办花石纲等“应奉”之费，几乎将岁入蚕食殆尽。

     “国库结余，竟不足三百万贯？”赵佶盯着那个数字，指尖发凉。

    这还只是账面数字，各地仓库的虚实、潜藏的亏空尚未完全厘清。

    这点钱，别说支撑他整军经武、研发新器的宏图，就连应付一场稍大规模的天灾或者边境冲突，都显得捉襟见肘。

     “冗费！冗费！”他几乎能听到历史车轮碾压过来的声音。

    原主赵佶醉心艺术，追求极致享受，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整个帝国财政体系的低效、僵化与漏洞百出，才是根本症结。

     他想起赵启记忆中那个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撑，任何军事改革、技术革新都如同沙上筑塔。

    他现在做的，开源（制盐）才刚刚起步，节流（裁军汰官）阻力重重，远水难救近火。

     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攫住了他。

    必须更快！必须找到更多立竿见影的财源！ 他再次拿起张克公附在奏疏后的密奏，里面详细列举了几项眼下可以快速“回血”但又不会过度盘剥百姓的方法，其中一条引起了赵佶的注意：“……东南市舶司，岁入本应丰沛，然臣查近五年账目，与蕃商贸易之利，十之五六未入国库，多为当地豪商与官吏勾连侵吞……” 市舶司！海外贸易！ 赵佶眼中一亮。

    宋代海上贸易本就繁荣，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