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地没有立刻召见大臣处理政务，而是将自己关在福宁殿内，亲自执笔，写下了一份言辞恳切、甚至堪称沉痛的《罪己诏》。

     在诏书中，他并未回避问题，直言“朕承祖宗之基业，夙夜惕厉，然察近时钱引之弊，深愧于心”，承认自己“以往不察，致使钱引滥发，信用坠失，商贾困惑，黎庶受损”，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他宣布，将“痛加革弊，以苏民困”，并承诺“必使新钱引，信实相孚，子母相权，以安天下之心”。

     这份《罪己诏》通过邸报和皇城司的渠道，迅速传遍汴京，进而向各路扩散。

     一时间，朝野震动，民间哗然！ 百姓们从未听说过皇帝会因“钱引”这种“小事”下罪己诏，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惊疑不定和一丝微弱的期盼。

    商贾们则心情复杂，既担心朝廷借此进一步盘剥，又希望真的能扭转钱引贬值的趋势。

     而朝堂之上，各方势力反应各异。

    李纲、张克公等改革派，虽然觉得官家此举有些“自损威严”，但深知钱引之弊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心中反而更加钦佩官家的胆识与担当。

    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也认为这是正视问题的开始。

     但更多的，是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官家岂可因区区钱引之事下罪己诏？此非圣君所为，有失体统！”一些翰林学士和清流官员痛心疾首。

     “钱引之弊，积重难返，岂是一纸诏书能解决的？只怕是徒劳无功，反损朝廷威信。

    ” “哼，说得轻巧，革弊？如何革？莫非又要加税，或者强行规定钱引与铜钱兑率？最终苦的还是百姓！”这是悲观派。

     更有一些与旧钱引发行利益集团勾连颇深的官员，心中惶惶不安，暗中串联，准备阻挠任何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

     面对朝野的纷纷议论，赵佶不为所动。

    在发布罪己诏的当天下午，他再次召见了核心臣工。

     “罪己，非为示弱，而为明志！”赵佶斩钉截铁地对李纲等人说道，“钱引之弊，必须根治！朕意已决，成立‘钱引务’，独立于户部及三司之外，专司新钱引之设计、发行、管理及与金银铜钱之兑换事宜！” 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专业且独立的金融机构构想！ “钱引务设提举一员，位同侍郎，直接对朕负责。

    ”赵佶目光扫过众人，“诸位可有合适人选举荐？需精通算学、熟知钱谷、为人刚正、且不被旧利益集团裹挟者。

    ”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