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狼谷的威胁如潮水般退去，留下的不是松懈，而是一种更为沉静的力量。

    破庙联盟的人们，眼神里少了几分惊惶，多了几分笃定。

    他们知道，脚下的土地，是用汗水和鲜血浇灌过的，值得用更大的心力去守护和经营。

     林川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深耕”。

     第一刀，刻在了“规矩”上。

    此前临时约定的条款，在应对日常琐事时开始显得粗糙。

    比如，新开垦的荒地，肥瘦不一，远近不同，如何公平分配？公共劳作（如修缮水渠、加固围墙）如何计工？纠纷调解的程序是什么？ 林川没有独断，他效仿古风，组织了更具代表性的“乡老议事会”。

    成员包括周文远、王老栓、孙老倔（这位倔老头在事实面前终于彻底转变，甚至成了红薯最积极的推广者）等长者，以及石头、赵铁柱等年轻骨干，甚至还有表现突出的丫丫等女性代表。

    众人围坐，将一桩桩、一件件遇到的实际问题摆出来，共同商议条陈。

     过程不乏争吵。

    关于土地分配，有人主张绝对按户平分，有人坚持按出力多少划分。

    争得面红耳赤时，林川引导大家思考：“咱们立规矩，是为了让大伙儿过得更好，不是为了一时意气。

    既要鼓励多劳，也要顾及鳏寡孤独，如何才能长久？” 最终，一条条更加细致、更具操作性的“乡约”被讨论出来：土地分配引入“基础口粮田”和“劳力贡献田”相结合的模式；公共劳作则明确记录工分，与“薯金”挂钩；设立由众人推举的“仲裁小组”处理纠纷。

    这些条文被王姓少年用工整的小楷抄录在木板上，悬挂于破庙前，供所有人监督。

    规则的细化，是共同体从情感依赖走向制度维系的关键一步。

     第二刀，挥向了“技艺”。

    红薯的高产解决了温饱，但生活质量依然低下。

    食盐短缺，铁器匮乏，衣物褴褛。

    林川开始有意识地发掘和培养各类匠人。

     流民中曾有位半吊子的煮盐工，林川便鼓励他尝试用附近的盐碱土土法炼盐，虽苦涩，却也能缓解缺盐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