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省甥等倒戈功臣，以示恩信。

     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强大的秦军仍驻留在晋国境内。

    虽然他们是功臣，但毕竟是外国军队，久驻于国都附近，难免引人侧目，亦非长久之计。

     重耳与心腹们紧急商议。

    赵衰道：“秦军助我，恩德如山。

    然‘请神容易送神难’，需妥善处置，既要酬其大功，全两国之好，亦需尽快使国政恢复正常，示天下以晋国已安。

    ” 狐偃老谋深算：“秦伯之意，在于东扩。

    我新君初立，不宜与之龃龉。

    当以上卿之礼厚待公孙枝将军，犒军之物加倍供给。

    同时，可婉转告知，晋国内乱已平，怀公已遁，不敢再劳烦秦军久驻辛劳。

    我可承诺，一旦国内彻底安定，必亲自或遣重臣入秦致谢，并商谈后续盟好及……或许的割地酬谢之事。

    ”割地是敏感话题，但狐偃知道，这是不得不考虑的代价。

     重耳从之，以极其谦恭和感激的态度，与公孙枝商议。

    公孙枝亦知久留无益，且秦穆公的本意也是扶植一个亲秦的晋君而非占领晋国，在得到重耳丰厚酬劳和未来承诺后，便欣然同意，率领秦军班师回国。

    晋国上下，至此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当晋国权力更迭、中原焦点汇聚于大河之北时，东南之地，吴国公子季札挂剑徐君墓的故事，正以其独特的方式，继续发酵。

     季札的诚信之美名，不仅在中原士大夫间流传，更深深刺激了一个与吴国相邻、同样处于崛起阶段的国度——越国。

     越国，断发纹身，风俗更为原始蛮荒，长期以来被视为吴国的附庸或边缘存在。

    越王允常听闻“季札挂剑”之事后，召集群臣，感叹道：“吴有公子如此，重诺轻宝，其国岂可小觑？其志岂仅在文化礼仪？” 一位越国老臣沉吟道：“大王所言极是。

    季札之贤，显吴国之教化。

    然吴王寿梦以来，扩军备武，北结中原，其心恐非仅满足于称霸荆蛮。

    我越国与吴毗邻，若吴强盛，必图于我。

    我等不可不早做准备。

    ” 允常深以为然。

    吴国的文明化和战略扩张，让越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模仿、竞争的欲望，开始在越国统治阶层中萌芽。

    他们开始更加留意吴国的动向，暗中加强武备，并也开始尝试与更远方的楚国进行一些试探性的接触，试图在吴楚两大强邻之间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东南之地的格局，因一把诚信的宝剑，悄然变得更加微妙和紧张。

    吴越恩怨的种子，已在不知不觉中埋下，只待时机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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