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这地方，早年间是真红火。

    大烟囱跟插在天上的铁筷子似的，白天冒黑烟，把云彩染成灰扑扑的旧棉絮；晚上冒红火，映得半边天通红，像谁泼了桶猪血。

     机器轰隆声能盖过火车鸣笛，连墙根下的蛐蛐都得扯着嗓子叫，不然压根听不见自个儿的声儿。

    那会儿没什么“鬼楼”的说法，只有“老工房”——红砖砌的，墙皮厚得能挡子弹，六层。

     没电梯，楼梯是水泥的，踩上去“咚咚”响，声儿能传到三楼。

    墙缝里嵌着的细沙，都是钢厂吹过来的铁砂，用磁铁一吸，能粘起一层黑末子，像撒了把芝麻，蹭在裤腿上，拍都拍不掉。

     咱要说的这栋，在铁西最犄角旮旯的地方，挨着早年间的炼钢厂。

    厂门口那对石狮子，耳朵都被钢水溅出的火星烫得坑坑洼洼，远远瞅着像长了满耳朵的燎泡。

    楼是五十年代盖的，给钢厂的工人住，那会儿叫“幸福楼”。

     楼前有棵老槐树，树干得两人合抱，夏天开起花来，香得能飘半条街，树下总摆着三五个小马扎，老头们在这儿下棋，棋盘是用粉笔画在地上的，楚河汉界被踩得模糊不清；娘们儿在这儿纳鞋底，线绳穿过布面的“嗤啦”声，混着孩子们的吵闹，闹得像一锅滚水。

     可谁也没想到，这“幸福”没续上多久，就成了扎在铁西人心里的一根刺，拔不掉，碰着就疼，连下雨天都能感觉到那股子钻心的凉。

     最早出事儿，是1976年。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叫得人烦躁，柏油路晒得能粘住鞋底，冰棍儿刚出摊就化一半，糖水顺着竹棍往下滴，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

     三楼住的老王头，是钢厂的老锻工，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手上全是老茧，黄黑相间，能一拳砸碎青砖。

    他有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去厂里，几十年雷打不动，厂里的考勤表上，他的名字后面永远是红勾勾。

     那天后半夜，整栋楼的人都听见他在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