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干私家侦探这行第九年零七个月。

     办公室安在老城区那栋爬满爬山虎的“钟表楼”三层。

    这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骨头，墙皮皲裂得像块泡发的霉面包，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渣。

     楼道里永远盘踞着一股怪味——铁锈的腥气混着老木头的腐朽，阴雨天时还会添上潮湿的霉味，呛得人嗓子眼发紧。

    尤其到了梅雨季，墙面上会渗出一道道深色水痕，蜿蜒着爬满半面墙，远远瞅着像极了凝固的血痕。

     我的办公桌正对着窗户，窗外是条窄得勉强容两人并排走的巷子。

    巷尾堆着个半人高的垃圾堆，常年无人清理，烂菜叶、破家具和不知名的黑色塑料袋搅成一团。

     晴天还好，一到阴雨天，那堆东西就会蒸腾出一股甜腻的腐臭——有时像烂透了的西瓜瓤，泛着馊味；有时又像泡发的动物内脏，腥气直往天灵盖冲。

    干我们这行的，对这种味道格外敏感，它总在提醒你：这世上见不得光的事，比垃圾堆里的龌龊多得多。

     2024年的秋雨来得格外蛮横，九月中旬就扯开了架势，没日没夜地往地上浇。

    整座城市被泡得透湿，柏油路泛着油亮的光，连空气都沉甸甸的，捏一把能拧出半盆水。

     这天晚上九点四十分，我刚把一份跟踪报告收尾。

    委托人是个眼角堆着细纹的中年女人，揣着丈夫的工资卡来的，怀疑他跟助理有猫腻。

     我蹲了整整三天，在咖啡馆的遮阳伞下晒得褪了层皮，拍回来的照片却寡淡得很——两人碰了三次手，一次是递文件时指尖相触，一次是碰杯时胳膊肘撞到了一起，最“出格”的不过是男人替女人拂掉肩上的梧桐叶，指尖在她肩头悬了半秒就收了回去。

     这种活儿没劲，像嚼没味的口香糖，但能换下个月的房租。

    我把照片塞进牛皮纸袋，指尖刚碰到台灯的黄铜开关，桌上那部老式拨号电话突然响了。

     铃声是最原始的“叮铃”声，黄铜撞针敲在金属片上，脆得像寒冬腊月屋檐下冻裂的冰碴子。

    这电话是前几年从旧货市场淘的宝贝，德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