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就是一场肉搏。

     我那身唯一能撑场面的破西装，在汗臭、狐臭和烟臭的轮番轰炸下，彻底腌入了味，皱巴得像块老咸菜干。

     好不容易抢着个靠窗的位子，屁股还没焐热，过道里一个满脸横肉的大哥就把个鼓鼓囊囊、硬得硌人的蛇皮袋“哐当”一声甩我脚边上，差点把我脚踝骨给砸裂了。

    我龇牙咧嘴地瞪过去，那哥们儿拿眼角瞥我一下，鼻孔里哼出一股烟，扭头就跟他同伴用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吹牛，全当没我这号人。

     我边上一个花衬衫，胸毛旺盛，戴着块能闪瞎人眼的假劳力士，正唾沫横飞地吹嘘他怎么用一箱电子表换了台桑塔纳。

     “兄弟，哪儿发财去？”他吹到兴头上，用汗津津的胳膊肘捅了捅我。

     “深圳。

    ”我惜字如金，把包往怀里又搂紧了些。

     “哟！特区！”他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新听众，“看你这打扮，文化人啊！是单位派过去的干部？” “搞点研究。

    ”我含糊其辞，心里盘算着这套快要发霉的说辞，在这地方还能唬住几个人。

     “研究好啊！研究原子弹还是茶叶蛋？”他夸张地一拍大腿，翘起二郎腿，露出袜子破了个洞的脚脖子，“我跟你说，现在这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光有文化顶屁用，得敢干！深圳那地方，遍地是黄金，就看你腰弯得下去不，脸皮够不够厚！” 我配合地点点头，没接茬。

    这套“发财心经”，我在重庆码头、成都茶馆里听得耳朵都快起老茧了。

    每个人都说黄金遍地，却没一个人告诉我，这黄金得用啥去换。

     火车咣当了两天一夜，像个喘着粗气的老人，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瘫在了深圳站。

    人潮像开闸的洪水，把我从车门里喷涌而出。

    一股湿热黏腻、夹杂着海腥味和尘土味的空气猛地糊了我一脸，差点让我背过气去。

     这就是深圳了。

    一九九六年的深圳。

    站前广场大得吓人，马路宽得能并排跑马。

    放眼望去，全是高耸入云的吊塔架子，钢筋森林拔地而起，打桩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整个城市就像一台被按了快进键的巨大机器，喧嚣、浮躁，却充满了蛮横的生机。

     我，陈默，一个前大学副教授，现在的破产倒爷，提着个快散架的破包，站在这片热火朝天的水泥森林里，兜里仅揣着三百来块的“巨款”，感觉自己活像个误入现代化屠宰场的教书先生，浑身都不对劲。

     当务之急，是给自己找个耗子窝。

    打车是万万不敢的，那表跳得比我心脏还快。

    拦住个行色匆匆的路人，挤出个笑脸打听哪有便宜旅馆。

    那人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夹着个公文包，眼神里带着点看乡下亲戚的怜悯，上下扫我两眼，甩给我一句：“去上沙村睇睇啦，打工仔都住嗰边。

    ” 上沙村，就是传说中的城中村。

    跟马路对面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一比，这里简直就是被时代快车遗忘的阴暗角落。

    巷子窄得两个人对面过得侧身，头顶是密密麻麻、蜘蛛网一样的电线，晾衣竿从两边窗户伸出来，挂满了各色衣服，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