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脑海和想象中，关于回魂尸体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与这种想法有关的另一因素是:复活论者。
掘墓盗尸者
随着伦敦、爱丁堡和都柏林（这些地方被认为是全世界医学发展最好的地方）的医学取得重大进展，人们对医生和外科医生的需求增加，许多“高素质的年轻人”开始选择医学作为合适的职业方向，接受医学教育。
学员数量庞大—特别是外科领域—外科学员为了学习本行业的知识，要在刚死的尸体上进行手术，而尸体往往供不应求。
医院可能需要直接采购处以绞刑的罪犯尸体—需遵守亨利五世时的法律。
一年中，英国政府要求为医学实验提供被处决的重犯尸体，但这些尸体并不完全适合。
这些男子和女子往往死于暴烈的骤死，只有小范围可供他们研究，比如，疾病对人体的影响。
研究这些的最好途径，当属直接从墓地里挖掘刚入葬的尸体，当然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因为这是对死者的亵渎。
医院和外科医生如何得到尸体呢？答案就是从掘墓盗尸人那里购买。
盗尸者无视法律，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挖取刚入葬的尸体，将之卖出获取丰厚利润。
在伦敦、爱丁堡和都柏林，这些人被成为是“掘墓盗尸者”或“打包卷尸者”（Sack-em-ups，用麻袋装尸体）。
他们有的单独作案，有的团伙行动，而且有些人从这种可疑和非法交易中维持着不错的生活水平。
大手术—特别是在伦敦和爱丁堡—会出不菲的价格购买新鲜尸体，而外科医生也对尸体的来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有些掘墓者进行谋杀，以图获取新鲜尸体，而外科医生和医院似乎也不介意。
外科医生对穷人的尸体（他们因为各种疾病而死于伦敦的街道）很感兴趣，而富人的尸体也让他们兴趣不减，因为他们的尸体可显示一些富贵病的症状，例如痛风，让部分外科医生非常感兴趣。
任何一具尸体，都难逃盗墓者的眼球。
尸体之王
在19世纪的伦敦，本·克劳奇是当之无愧的尸体之王。
他是木匠的儿子，有时候以拳击手和职业拳击家为职业。
有一段时间，克劳奇在盖伊医院做搬运工，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盗墓这一行，并产生入行的意向。
他几乎放弃了职业拳击手的职业，开始转行做盗墓，希望过上好日子。
他开始网罗了一个小团伙：包括比尔·哈尼特及其弟弟杰克，他们讨厌克劳奇和他的恶毒行为，但依然紧紧黏着他：汤姆是一位低智商的家伙，曾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手推车推动尸体而被捕；约瑟夫，曾是一名水手，在克勒肯维尔的温泉广场当过掘墓人（是团伙中的好帮手）；还有其他几位成员。
本·克劳奇是一位狡猾的花花公子，恶毒地欺凌弱者，但这并未阻碍各种医院的外科医生与他交易。
这一行报酬可观。
凭此他可以穿上最好的衣服，趾高气扬地在伦敦走来走去，仿佛他是地主一样。
只有他的对手以色列·查普曼领导的藏红花山团伙能与他媲美。
盗尸犯
盗尸通常在秋天开始，因为黑夜会比较早来临。
盗尸业需要黑夜作掩盖，因为盗墓者在带罩灯笼以及玻璃瓶里的蜡烛照耀下作案，这样可以让光线暗淡，而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也是在这个时候，医院的解剖学派开始出现新术语，而外科医生需要新鲜尸体。
诸如克劳奇之辈的盗尸徒会出现在外科医生的办公室，从他们那里接受未来几个月的订单。
他们的客户不是普通医生，克劳奇的客户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
其中包括极具权威的布兰尼姆街外科手术室的查理斯·贝尔爵士、约书亚·布鲁克斯爵士，以及伦敦疝带学会的创始人约翰·汤顿。
虽然他们都不喜欢克劳奇，但都知道他有准时交货的名声，因而愿意与他和他的同行合作。
许多盗墓者，包括克劳奇和藏红花山团伙，都从斯皮塔佛德的基督教堂墓地里搜罗“货品”。
的确，那个地区的盗尸掘墓如此猖獗，很多人死后都不敢葬在那里，因为他们不愿意别人亵渎他们的躯体。
18世纪末，73岁的玛丽·梅森被安葬在基督教堂时，她的棺材用铅带盖着，用挂锁锁着，以防引起盗墓者的注意。
这件事足以显示这个地方盗墓者的名声远扬。
其他家庭要么聘请看守，要么亲自站岗，看守亲人的坟墓，以防尸体被挖掘和运去进行医学解剖。
这不仅仅发生在伦敦的墓地，英国其他教堂也发生类似事情。
很多本地的政府允可守夜持续几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尸体就不可用来解剖了。
当下葬的尸体变少了，克劳奇和他的同党通常进行谋杀。
正当伦敦的本·克劳奇和以色列·查普曼在如火如荼地盗墓时，爱尔兰的盗墓者也为都柏林的外科学院提供尸体。
爱尔兰最出名的盗墓者是古怪的乔治“疯乌鸦”亨瑞克。
他曾经因为夜间盗墓而被抓蹲了几次牢。
疯乌鸦长相野蛮、暴力，是个酗酒成性的家伙，与本·克劳奇不同的是，他对社会地位或形象抱有幻想。
他喜欢四处摆放他的照片，还附上可能由他作的一首让人不敢恭维的小诗：
长得凶神恶煞，满身啤酒味
看，疯乌鸦就是十足的游吟诗人
他的嗓音如同伊坦纳的咆哮一样可怕
吓倒遥远地方的人
同样骇人的还有他那张尽人皆知的臭脸
见人就杀，只有喝威士忌醉倒才罢休
疯乌鸦在都柏林市最喜欢的狩猎场要数圣安德鲁教堂。
当葬礼结束后就会出现的蓬头散发的他，会把迟来的哀悼者吓个半倒。
他习惯于像可怕的幽灵一样在这种坟场闲荡，直到天黑，他就开始恐怖而邪恶的生意。
在很多方面，他就形似一位墓地幽灵，都柏林的报纸也经常满版都是关于他的盗墓战绩。
1825年，他被抓获，关进监狱，成为都柏林大报的头号头条—这并没有让他丧气，而是更加坚定地要继续他的可疑生意。
从监狱放出来后，他又回到圣安德鲁教堂。
与本·克劳奇一样，他有时候也在医院当搬运工，这可能让他接近到可贩卖给外科医生的尸体。
1832年，当《解剖法》成为法律时，他放弃了盗墓这一行，改行制造乐器—他到死之前都一直从事这行业。
众议院的《解剖法》规定所有的解剖学校必须根据严格标准得到英国内政大臣的准许进行尸体解剖，从而限制了盗墓者的客户。
尽管疯乌鸦是一个奇特而且极其怪诞的人，但在都柏林大街上进行可怕盗墓生意的绝非仅此一人。
同样臭名昭著的还有“盘坐在脸盆里的比利”，他是一位无腿的伤残人士，用一个大铁盆或澡盆推动自己。
他虽然是伤残人士，但他有惊人的技能，特别是手臂。
人们也认为他极其狡猾和足智多谋，而且对掩盖行踪特别在行。
这就是人们无法知道他在都柏林进行盗墓行动的确切地点。
有人说他在现在市中心附近的格拉夫顿街不远的小巷里作案，其他人认为他在萨克维尔街附近的厄尔街（现在的奥康尼街）一带活动。
他的伎俩几乎毫无两样：他会在阴暗的入口装作一个断腿乞丐，坐在盆子里要钱。
当有好人停下脚步时，比利会说如果那个人弯下身，他有秘密要透露。
当路人弯下身时，他就用有力的双手抓住路人的脖子，扭断他的脖子。
他就像一只掠夺成性的动物，将尸体拉到他的小巷里，打劫后随后将之交给盗尸者。
跟英国的同行一样，都柏林的外科医生也不是很在意用做解剖教学的尸体来自何方，而且他们很愿意与盗墓者和谋杀犯合作，如果后者能保证尸体的稳定供应。
与疯乌鸦和盘坐在脸盆里的比利之流打交道，他们毫无不安之心。
都柏林当时最出名的外科医生赛缪尔·克劳斯，据说在1786至1803年间，在解剖学院做手术时，曾从城市每个地方获取尸体进行外科手术。
大约在1828年，一份详细介绍一些更加光鲜的盗尸者活动和业绩的相当粗俗的报纸，开始在都柏林流传。
报纸声称，“精彩发现截住儿童，让其流血至死的野蛮杀人犯”。
印刷人声名狼藉，名叫明斯特·杰克（约翰·克莱默），他在行人的小巷经营简单的出版社。
他在一次粗糙的印刷出版中，讲述了人们发现半死儿童—接近尸体—在街上游荡，他们刚从盗墓者魔爪下逃生，盗墓者为了将他们拖走把尸体卖来进行医学研究，用尖刀攻击他们。
明斯特·杰克也用相同的印刷机，印刷了一份粗糙的小册子，内容是关于疯乌鸦、盘坐脸盘的比利以及较早时期的都柏林盗墓者如理查德·福克斯等的可怕活动。
这些，以及都柏林报纸中的相关报道，都保留着尸体被人从坟墓挖掘出来的事迹。
但是，与盗墓业最紧密相连的，可能要数爱丁堡。
苏格兰的外科医生在早期的医疗界享受值得人们艳羡的盛名，很多如饥似渴的学生都报考他们的解剖学校，拜师学艺。
因此，这些机构需要极其多的尸体。
爱丁堡的报纸对盗墓和婴儿谋杀案件也时有报道。
约在1752年，两名女子简·瓦尔蒂和海伦·托伦斯为了卖尸进行解剖而杀死一位7岁小男孩，在市区的格拉斯市场被处以绞刑。
虽然这两名女子被指控谋杀，但这绝对不是她们首次进行如此恶劣的暴行，她们的罪行在市区、乡镇和村落里传开了。
但是，爱丁堡最出名的盗墓者是两位爱尔兰人:威廉·伯克和威廉·哈尔，他们俩的大名在市区内外远近知名。
1827年和1828年之间（大约五年后《解剖法》终止了这些行为），伯克和哈尔，以及海伦·麦克杜格尔和哈尔的妻子玛格丽特，一起以高价向爱丁堡的外科医生兜售尸体，过上收入丰厚的生活。
人们不清楚这两个人是否是老相识—或者他们在联盟运河（也被称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联盟运河）工作时相互认识了—但当伯克来到哈尔家逗留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建立起友谊和称为恐怖生意的合作伙伴。
当时有一位叫唐纳德的年迈退休军人住在哈尔家，他突然死亡，还欠房东4英镑。
为了收回欠账，在伯克的帮助下，他把尸体卖给当地的解剖学校进行解剖。
这是他们俩的第一次犯罪作案，这让他们首次尝到贩卖尸体这一行的甜头。
在1828年11月，他们成功地从棺材里搬出一具尸体，以大约7英镑的价格卖给爱丁堡医学院，这在当时是不菲的行情。
这宗交易也让他们第一次与当时的知名外科医生罗伯特·诺克斯医生认识，他后来成为他们的老主顾。
后来，哈尔的另一位被称为磨坊主约瑟夫的租客，病倒了。
虽然他病得没有唐纳德那么严重，但诡计多端的房东决定弄死他—约瑟夫已经迟迟未交房租，该死而不该活着。
哈尔与伯克就此事进行商量，伯克曾经在多尼戈尔军队服役（或许只是军官的仆人），并且坦言，干掉人，他是“很在行”的。
他们俩想出了一个计划，哈尔用威士忌把倒霉的约瑟夫灌醉后，伯克把他压倒，然后让其窒息而死。
他们把尸体卖给了解剖者。
1828年2月，玛格丽特·哈尔说服一位叫艾比盖·辛普森的领养老金长者在他们家过一夜。
伯克和哈尔用烈酒把她灌倒，然后把她干掉，把尸体卖给了罗伯特·诺克斯，他说尸体“质量很好”，并支付了10英镑。
很快，伯克招徕了两位妓女—玛丽·皮特森和珍妮·布朗—让她们来他家“共度良宵”。
由于在交易价格上达不成共识，布朗很快就闪人，但皮特森留下来过夜，并随之被杀死。
她的尸体如此鲜活，诺克斯的出价高达15英镑，非常惊人。
但是，这一行的生意风险很大，因为一些解剖学生不久前曾与这位妓女厮混，认出了摆在前面解剖台上的这具尸体。
大家怀疑是否出事了，但诺克斯设法平复了事态。
由于受到金钱的驱使，伯克和哈尔为了得到“非常新鲜”的尸体，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开始杀人取尸。
伯克担任更为受人尊敬的工匠（他对此行有一定技能），但在现实中，这一行让他接触了好些在其他方面—如尸体对他有用的人。
其中一位是一名叫埃菲的年迈乞丐，伯克有时候会从她那里得到一些工作所用的皮带，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还能四处走动。
她没有直属亲人，从这方面而言，她似乎极其适合成为伯克和哈尔的候选人，并且她的失踪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他邀请埃菲出来一起喝酒，当她醉得不省人事时，把她杀死，于是他和哈尔一起把乞丐尸体卖给了诺克斯，得到10英镑报酬。
1828年夏天，他们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两位抬着一名醉汉的警察。
警察告诉伯克，他们在一家酒吧发现这名男子，正把醉汉抬回家，并问伯克是否知道醉汉住在哪里。
伯克回答道，他跟这名男子很熟，如果警官把男子交给他，他和哈尔大可送他回家。
警察高兴地把醉汉交给了伯克和哈尔。
然而他们却把醉汉抬到一个院子里，杀死他，把尸体放进装青鱼的手推车里，运送到爱丁堡医学院卖掉。
随后，伯克遇到另一位醉汉，他开始引诱醉汉去他家，允诺用威士忌款待他。
但是，在他们一起回家的路上，一位老妪和她孙子拦截住他们—她的孙子五六岁，向他们问路。
伯克立刻抛弃了醉汉，并答应老妪他可亲自陪她俩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但是他想让他们去他家享用一些“茶点”。
海伦和玛格丽特照看小孩，而伯克和哈尔把老妪带到屋子后面，用威士忌把她灌醉。
当她醉了，他们就将她窒息而死。
但是，小男孩却不容易轻易搞定，他没有见到奶奶，变得特别烦躁，而且也不肯喝他们准备的威士忌。
于是伯克邀请小男孩去屋子后面看他奶奶，当孩子到那里时，他用膝盖弄断孩子的颈部，孩子当场死亡。
伯克将尸体放在木桶里，稍后运到诺克斯那里。
他们从这两具尸体得到8英镑。
这时候，谋杀犯开始有了明显的分歧，伯克和海伦·麦克杜格尔从哈尔家搬到附近的地方。
据说这是因为哈尔想让海伦·麦克杜格尔死，而且他和玛格丽特策划好了谋杀计划。
他们问了伯克，但伯克不赞成，并且向麦克杜格尔提出了警告。
但是，一旦他们搬走，两位打包卷尸者又似乎马上把分歧抛在脑后，重拾旧行当。
但是，他们的运气并不是一直那么好。
伯克和哈尔的傲慢，让人开始对他们产生怀疑。
他们谋杀妓女玛丽·皮特森时极其走运，她的尸体被人认出来（诺克斯为他们做了掩盖），但解剖学的学生会私底下议论，而且警察也参与其中。
谋杀犯没在意，而且下一位被害者更加出名。
18岁的詹姆斯·威尔逊，人们或称他为“笨蛋杰米”，是一位纯洁的人—行动缓慢但非常友善—他住在爱丁堡西港区。
他非常喜欢小孩子，通常一堆小孩子围着他，听他讲故事和说谜语。
他与善良的人为伍，别人也通常让他留宿过夜。
他有一位守寡的老母亲，她住在西港区，他定期去那里探望她。
他几乎一无所有—只有一个鼻烟壶和汤匙。
盒子有七个洞，他靠这七个洞来分清一周内哪一天是星期几。
1828年10月，杰米碰到威廉·哈尔，他对哈尔略有所闻，并与他开始交谈起来。
笨蛋杰米在找今晚留宿的地方，哈尔“出于好心”同意让他去他家过夜。
杰米很高兴，陪哈尔一道回他家，玛格丽特为他准备了饭菜。
伯克在一家附近的酒吧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然后来到哈尔家。
伯克和哈尔努力说服杰米喝一点威士忌，好让他喝醉然后杀死他。
杰米小呷了几口，告诉主人他不喜欢喝酒，不再喝了。
但是，他已经喝多了，很快就断断续续地打起盹来，于是伯克企图勒死他。
杰米从昏睡中醒来，他比自己的外形还要强壮，与伯克扭打在一起，把他逼到墙边。
听到呼叫声，哈尔进了屋子，他和伯克一起压倒笨蛋杰米,让他窒息而死。
而后，他们把尸体带给诺克斯，得到5英镑。
杰米在当时是尽人皆知，当他的尸体被揭开时，人们马上认出他，甚至爱丁堡的医学生也知道他。
解剖师诺克斯否定尸体的身份，但尸体右脚的变形立刻证明了其真实的身份。
然而，诺克斯雷打不动地继续进行解剖，希望事情就此打住。
但是，杰米的老母亲出现了，径直到爱丁堡警察那里了解到底她儿子出了什么事。
警察展开了调查—但警察认为，笨蛋杰米的谋杀案不是备受关注的案件—而且几个人记得当时他们看到死者曾与威廉·哈尔一起，但哈尔自己却未曾被人怀疑过。
然而，这件事却让正义之眼瞄准了这个可怕的犯罪团伙，现在警察也怀疑他们。
几星期后他们进行了最后一宗谋杀—案件发生在1828年万圣节。
伯克在酒吧喝酒时，遇到了一位叫玛丽·多切蒂的爱尔兰老太太，她看起来很适合做医学院的解剖候选人。
玛丽·多切蒂说她来自多尼戈尔，伯克声称他也来自那一地方。
他谎称他母亲少女时的名字也叫多切蒂。
老太太以为她遇到了同乡，甚至他们可能是亲戚。
玛丽·多切蒂同意跟他去他家喝几杯，一起庆祝万圣节。
回到伯克家后，老太太受到海伦·麦克杜格尔、詹姆斯和安·格雷的热情款待，他们那时候也刚好与伯克住在一起。
随着夜晚的临近，伯克说服玛丽过一夜，问格雷夫妇是否介意在哈尔家留宿，他们同意了，但哈尔告诉他们在早餐之前回来。
他们畅饮威士忌，一直到午夜，但凌晨时分，有位男子路过哈尔家时，听到有女人尖叫，几次大喊“杀人啦”，于是他跑去找警察，但是在附近街道都没有发现一位警察，等他回去时屋子已经变得安安静静。
他在想可能是他的想象在作怪，或者仅是屋里人在争吵，而现在争吵停下来了。
他继续做他的事情。
早上，格雷夫妇回来后，发现玛丽·多切蒂不见了。
伯克告诉他们老太太一大早就起身离开了，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她离开却不跟人说一声再见。
但是，当安·格雷走上他们的房间拿她的丝袜，伯克却跟上她，让她不要去—他会亲自去拿袜子。
同样地，她经过后面的楼梯去拿一些土豆，伯克也挡在楼道下。
当他走后，安悄悄走上去，往房里瞟了一眼。
她看到床上躺着一位老妇人的尸体，被毯子半盖着，她深信她就是玛丽·多切蒂。
她走下楼，遇到了海伦·麦克杜格尔，海伦央求她不要说出去，因为她和她丈夫卖出这具尸体可得到10英镑，而且她主动提出与格雷夫妇分摊这笔钱。
安并没被说服，她向她丈夫詹姆斯讲述了她所看到的一切，他对麦克杜格尔的坦言感到愤懑。
这对夫妻去了警察局，将所了解的一切如实告知警察。
但是，当巡警到达伯克家时，后屋的床上空空如也。
他们看到两位男子（后来证实是伯克和哈尔）一起提着一个很大的茶叶箱正准备离开屋子。
警察立刻抓获伯克和麦克杜格尔进行审问，发现他们的陈述有出入，怀疑他们可能交换过意见。
伯克说，玛丽·多切蒂留宿一夜后早上7点离开；而海伦·麦克杜格尔很自信地说，她前一晚7点就走了，没有留下来过夜。
这个12小时的差异，足以让警官心生怀疑，他们进一步拷问这一对夫妻。
他们也收到消息，指引他们来到罗伯特·诺克斯医生的解剖室，在那里他们发现玛丽·多切蒂的尸体伸展在手术台上。
诺克斯无法解释尸体怎么到那里了，但作为一位有名望的外科医生，他从来未受到控诉—即使被指控为帮凶。
面对这无可否认的间接证据，伯克和麦克杜格尔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
麦克杜格尔声称，她从来没有遇到玛丽·多切蒂，即使格雷夫妇证实他们看到了她们两位女人在一起；伯克断言，一位陌生人（他后来称其为威廉·哈尔）叫上他一起去修鞋子，两人提着一个大茶叶箱。
警官也把哈尔传讯进来，他看起来非常紧张，当局认定他必定是有所隐瞒。
此外，哈尔被拘留后，透露了好些故事—别人看到他曾经与笨笨的杰米·威尔逊以及其他消失的人在一起。
而且，在他的寝室，有人发现里面有些女式服装，这些衣服明显不属于他妻子。
这时候，珍妮·布朗出来作证，认出这些衣服属于玛丽·皮特森，她已经在解剖台被解剖完毕。
哈尔告诉警官，伯克是他们二人组的首领。
警察说，如果哈尔提供证据，把伯克招供出来，他会得到赦免。
哈尔招供了，于是，1828年底，伯克和海伦·麦克杜格尔接受审讯。
伯克被定罪，但由于苏格兰独有的判决“证据不足”，麦克杜格尔被释放。
1829年1月28日，威廉·伯克去了爱丁堡接受绞刑。
那时候，很多爱丁堡市民都知道他的罪行，而且伯克和哈尔已经成为民间传说的人物。
很多去看绞刑的人，吆喝着要求把哈尔和罗伯特·诺克斯医生也一起受刑。
威廉·哈尔曾为了自身安全而被拘禁，后来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逐渐消失了。
他没有和他妻子玛格丽特一起逃到爱尔兰。
人们认为，海伦·麦克杜格尔为了避开因为愤怒而经常袭击她家的民众，去了澳大利亚。
有一种说法是：哈尔被卡莱尔（在这里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群众弄瞎了，最后沦落为伦敦街头的乞丐。
罗伯特·诺克斯医生继续讲授解剖学，但流言飞语毁了他的名声。
他的学生也变得越来越少，他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
他被迫申请一家医学院的岗位，但没有成功。
后来他到一家伦敦医院做医生，过完余生，卒于1862年。
伯克和哈尔已经成为苏格兰的名人，而媒体的炒作甚至让他们的事迹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作家妙笔生花地描绘着这两个恶徒，甚至对他们的罪行进行或虚假或误导的叙述。
伯克受审后，很快小册子满天飞，通篇都是关于被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