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八节 绿皮火车像条年迈的青蛇，在铁轨上慢吞吞地游移。

    车轮碾过接缝处的哐当声有节奏地敲着耳膜，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味、汗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息，昏黄的灯泡悬在头顶，随着车身摇晃出一圈圈模糊的光晕。

    我和母亲对面坐着，她靠窗的位置积着层薄薄的灰，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包带——那是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里面装着给姑妈带的嘉兴粽子是车站买的，油纸渗着油星，在布面上洇出浅黄的印子。

     “慢车就是这样，”母亲叹口气，把我的围巾又紧了紧，“一路都要给快车让道，咱们且得熬着呢。

    ” 我点点头，看着窗外。

    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偶尔掠过几盏昏黄的路灯，快得像流星。

    车厢里人不多，后排有个男人打着震天响的呼噜，前排的大妈抱着个熟睡的孩子，襁褓里露出半只红通通的小脚。

    母亲推了推我，指着她身旁的空位：“躺会儿吧，看这架势，天亮前到不了上海。

    ” 我蜷起身子，头枕在母亲的膝头。

    她的棉布裤子带着皂角的清香，膝盖处磨得发亮，却干净得没有一丝褶皱。

    火车又哐当一声停了，这次停得格外久，窗外传来铁轨工人敲打扳手的叮当声，远处隐约有汽笛长鸣，像困在深巷里的野兽在低吼。

    我眼皮越来越沉，恍惚间觉得自己像粒被风卷着的尘埃，在无边无际的黑夜里飘啊飘，最后被母亲的手轻轻接住，坠入了梦乡。

     再次睁开眼时，车厢里已泛出青白的晨光。

    母亲正弯腰替我理着压皱的衣领，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到了，上海站。

    ” 下了站台，冷风像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

    我缩着脖子打了个哆嗦，才发现上海的冬天比嘉兴冷得更尖锐——嘉兴的冷是裹着水汽的湿冷，黏在皮肤上慢慢渗进去；上海的风却带着股硬劲，刮在脸上生疼，像是从冰窖里直接灌出来的。

    天刚蒙蒙亮，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站台尽头的信号灯忽明忽暗，像只疲倦的眼睛。

     “先找个地方暖和暖和。

    ”母亲拉着我往出站口走，她的手很暖，掌心带着常年握手术刀磨出的薄茧。

     车站附近的早点摊冒着白腾腾的热气，我们挑了家挂着“上海小吃”木牌的铺子。

    豆浆是现磨的，盛在粗瓷碗里，上面浮着层细密的泡沫，喝一口，醇厚的豆香混着暖意从喉咙一直淌到胃里。

    大饼在铁板上烤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响，芝麻的香味混着葱花窜出来。

    我连喝了两碗豆浆，额头上沁出细汗，再抬头时，天已经亮透了，铅灰色的云被撕开道口子，漏出点淡金色的光。

     “大哥，问下到浙江中路怎么走？”母亲向摊主打听，手里还捏着半块没吃完的大饼。

     摊主是个络腮胡的中年男人，操着一口带沪语腔调的普通话，指手画脚说了半天，又报了三路公交车的号码。

    母亲听得仔细，时不时点头应着，末了还从布包里摸出颗水果糖递过去：“多谢了，尝尝我们嘉兴的糖。

    ” 男人笑着接了，塞进嘴里：“客气啥，你们乡下人就是实诚。

    ” 我心里咯噔一下，攥着豆浆碗的手紧了紧。

    母亲却像没听见似的，拉着我往公交站走，轻声说：“记着路牌，别跟丢了。

    ” 转第三趟车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

    上海的公交车比嘉兴的新，还大，足有嘉兴三台汽车那么长，还长着辩子，扶手擦得锃亮，车窗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

    我被挤在母亲身后，闻着周围人身上的雪花膏味、油条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大城市的气息。

    有人用沪语高声交谈，语速快得像炒豆子，我大概能全听懂，只觉得他们的语调里带着种天生的熟稔，仿佛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盏路灯，都是他们家的后院。

     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