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时，煤油灯的光在木桌上晕开一圈暖黄的光晕。

     父亲陈大海扒完碗里最后一口糙米饭，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收拾工具，而是沉默地坐着，目光在陈东和妻子脸上转了两圈，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他忽然起身，一言不发地走向里屋那口厚重的樟木箱——那是他们从潮汕老家逃难来港时，为数不多带出来的家当。

     再出来时，他双手郑重地捧着个用深蓝色土布裹得严严实实的铁盒。

    盒子很旧，边角漆皮早磨掉了，露出暗沉的铁色，却被擦得干干净净，透着岁月和珍视打磨出的温润。

     “东仔，过来。

    ”父亲声音带着点沙哑，把铁盒放在桌子中央。

    那双常年扛麻袋、攥麻绳的手，粗糙得泛着红黑，此刻有些发颤地解开布包，掏出把同样磨得光滑的黄铜钥匙，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

     盒子里衬着防潮的厚油纸，油纸下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纸币。

    按面额用橡皮筋捆着：最多的是泛黄卷边的1元、2元港币，厚厚好几沓；中间是稍新些的5元、10元，压得平平整整；最底下，压着三张崭新的100元大钞，像沉睡的宝藏，让人屏息。

     父亲一沓一沓地拿起来清点，动作慢得认真，布满厚茧的指尖划过纸币边缘，沙沙声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每一张钱，都重得像压着十几年的光阴。

     数完，他抬头时眼眶有点红，看向陈东：“这里一共三千六百二十四块八毛。

    东仔，这不是横财，是我和你妈十几年，一滴汗一滴血攒下的。

    ” 他深吸口气，声音低沉却清晰地讲起钱的来历：“大部分是我在码头挣的。

    你知道，五几年那会儿，码头抢活的人多，工钱压得低，扛一袋米才两毛五。

    后来认识个潮州同乡，他做南洋和星马的船务，见我老实肯吃苦，就偷偷给些轻巧但价好的货让我扛，比如棉花、绸缎。

    就这么着，一毛钱一毛钱攒下来的。

    ” 他指了指那三张百元钞：“至于这三百块……去年码头接了单南洋大船的棉纱，要得急。

    我和十几个工友，连熬十几个通宵，睡觉都在码头。

    最后准时卸完货，洋行经理满意，亲自给我这个带班的封了大红包。

    回家我一块钱都没舍得花，全锁进了盒子。

    ” 母亲林秀莲也红着眼眶，轻轻拍了拍盒子：“我这一份，是帮人缝衣服、纳鞋底，有时帮唐楼住户带孩子，守夜守得眼睛都看不清……我们想着，这些钱以后给你读书，或者娶媳妇，再或者……我跟你爸万一有个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