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用红笔圈出来，等着去找子仁请教。

     北大的学术氛围比他想象的更自由。

     课堂上，学生可以跟先生争辩，连“孔孟之道是否过时”这样的话题，都能吵得面红耳赤；走廊里，随处可见抱着书本讨论的青年，有的说要“教育救国”，有的说要“实业救国”，也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救国”，各种思想撞在了一起。

     陈幽最喜欢凑在这些讨论里，哪怕插不上话，听着也觉得过瘾——原来改变中国，有这么多办法；原来跟他一样想做事的青年，有这么多。

     可旁听生的日子也不好过。

    没有学籍，就不能进北大的宿舍，只能挤在吉祥客栈的通铺里；没有补助，每天的饭钱都要算计着花，早上两个馒头，中午一碗炸酱面，晚上就着开水啃干粮；有时候去晚了，教室坐满了，他就站在门口听，一站就是两节课，腿麻了就悄悄揉一揉，生怕错过教授们讲的任何一句话。

     有一次，他站在走廊听经济学课，正听得入迷，突然被人拍了肩膀。

     回头一看，是经济学教授马先生，手里拿着本讲义，笑着问：“同学，站这儿听多久了？怎么不进去坐？” 陈幽脸一红，小声说：“先生，我是旁听生，教室里满了……” 马教授点点头，把他拉进教室，指着自己旁边的空位：“来，坐这儿。

    旁听生怎么了？只要肯学，就是好学生。

    ” 那天的课，马教授特意多讲了些“民生经济”，还在课后把陈幽叫到办公室，问他：“你是湖南来的？韶山的佃户，一年能剩多少粮？” 陈幽愣了一下，赶紧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佃户们交三成租，遇上天灾就只能吃野菜，有的甚至要卖地卖儿。

     马先生听得皱起眉，从书架上抽出本《资本论》节选本，递给陈幽：“你看看这个，里面讲‘剥削’，跟你说的佃户困境，是一个道理。

    好好学，将来用在湖南，帮乡亲们解决吃饭问题。

    ” 陈幽接过书，如获至宝，连声道谢。

     从那以后，马先生常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湖南的情况，给他讲经济学道理；胡适先生也注意到这个总坐在后排、笔记记得最认真的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