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卖多少钱？”陈幽帮他把竹筐系好。

     “多少钱？” 老农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好的时候，一斤能卖两个铜板；要是遇上粮商压价，一斤一个铜板都卖不出去。

    就这点菜，刨去种子钱、肥料钱，还有城里的苛捐杂税，一年下来，能剩个几吊钱就不错了。

    ”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破屋，“俺家老婆子病了，常年吃药，就靠这点菜地养活一家子，要是遇上灾年，菜都死了，那就只能饿肚子了。

    ” 陈幽想起家乡的田，想起父亲当年也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却连饭都吃不饱。

    “大爷，就没别的法子吗？比如种点别的？” “别的？” 老农苦笑，“地是租地主的，地主说种啥就得种啥，敢违逆？去年，俺想种点豆子，地主说豆子不值钱，非得让俺种麦子，结果麦子熟了，遇上连阴雨，全烂在地里了，地主还逼着俺交租子，俺没办法，只能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卖了，才凑够租子。

    ”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干硬的红薯，咬了一口，“小伙子，你是读书人，懂的多，你说，俺们这农民，啥时候才能不受罪啊？” 陈幽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想起马克思着作里说的“阶级压迫”，想起教授们说的“改造中国须结合国情”，可此刻，面对老农期盼的眼神，他那些刚学到的理论，突然说不出口了——理论是纸面上的字，可老农的苦难，是刻在脸上的皱纹，是手里的老茧，是肚子里的饥肠辘辘。

     月亮升得老高，陈幽帮老农把菜筐挑到路边，才往城里走。

     一路上，王老三的车把、纺织女工的疤痕、老农的红薯，像一幅幅画，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

    他突然明白，教授让他“行万里路”，不是让他去看北平的亭台楼阁，而是让他去看这些被遗忘在角落的人，去看他们的苦、他们的难、他们的盼。

     回到北大时，图书馆的灯已经亮了。

    陈幽在校门口，遇到了同旅馆住旁听同学赵勇，向他说起今天的见闻：“赵兄，我今天进行了初步社会调查，见了黄包车夫，见了纺织厂的工人，见了郊区的农民，他们……他们太苦了。

    ” 他把白天的见闻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声音带着哽咽，“我以前在书里读‘剥削’，总觉得是个抽象的词，可今天我才知道，那是他们一整天干12个小时还吃不饱饭，是他们被鞭子抽着还不敢吭声，是他们种了一辈子地还养不活自己！” 赵勇指着图书馆里的灯，“是的，我也有同感。

    我们在书里学的理论是光，可要是照不到老百姓的身上，那光就没用。

    ” 陈幽点点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

     他想起王老三说的“先生，您是读书人，您懂的多”，想起老农问的“啥时候才能不受罪”，想起纺织女工疲惫却又带着期盼的眼神。

     原来，“读万卷书”是为了武装自己的脑子，“行万里路”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而这一切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能当个体面的读书人，而是为了让那些受苦的人，能过上像样的日子。

     晚上，陈幽没去图书馆，也没回宿舍，而是坐在未名湖边的石凳上，借着月光，把白天的见闻一笔一笔写在本子上。

     风很冷，可他的心却滚烫，手里的笔仿佛有了力量，每一个字都写得格外用力——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他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但他不再迷茫了，因为他看清了方向，也握紧了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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