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的风波与新材的任用，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荡至全国。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洪武年间第一次依照新制举行的会试、殿试，终于来临。

    这将是新政成果的最终检验，也是旧学与新学、守旧与革新势力在最高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公开较量。

     贡院再开，天下举子汇聚南京。

    与乡试时相比，这一次的考生们显然“准备”得更加充分。

    虽仍有人抱着经义不肯放手，但更多的人案头摆上了《农政全书》、《河防通议》、《律例辑要》乃至各地物产志。

    南京城内的书坊，那些以往无人问津的“杂书”一时洛阳纸贵。

     会试考场内，气氛比乡试更为肃穆。

    经义题目依旧，但难度更深，更侧重于对义理的融会贯通与实际理解，而非单纯的记诵。

    而“实务策问”与“史鉴”题目，则更加贴近当前朝廷面临的棘手难题，范围也更广，涉及吏治、边备、财政、教化等诸多方面。

     阅卷过程依旧充满了争论，但在朱标明确的导向和朱元璋隐隐的支持下，取舍标准已然清晰。

    最终，一份汇聚了经义根基扎实、实务见解突出、且史识清明的榜单，呈递御前。

     殿试，在庄严肃穆的奉天殿举行。

    朱元璋亲自临轩策士。

    新科贡士们身着公服，屏息凝神，跪听皇帝制策。

     这一次的策问题目，由朱标拟定初稿，朱元璋亲自修改审定，只有一个，却直指核心： “问：王道之基，在德在法，在礼在兵。

    然德有时而穷，法有时而弊，礼有时而虚，兵有时而钝。

    当此之时，何以立国？何以安民？何以致治？尔诸生其悉陈之，毋隐。

    ” （意思是：王道的根基，在于仁德、法制、礼教、军事。

    但仁德有时会无力，法制有时会产生弊端，礼教有时会流于形式，军事有时会受挫。

    在这种时候，靠什么来立国？靠什么来安定百姓？靠什么达到天下大治？你们这些考生要详尽陈述，不要有所隐瞒。

    ） 此题宏大而深刻，既考察对传统治国理念的理解，更考验在理想与现实冲突时的应变与创新能力，完全跳出了以往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