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看得出酒吧老板的女儿迷恋“朗格先生”，只要德文老师走进门，她就再也留意不到别人了。

    安德烈假装留意不到，只在酒吧老板在场的情况下和她说话，也从不和她谈论天气以外的话题。

    后来得知“朗格先生”辞职离开埃克塞特，她如此失望，以至于在圣诞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悄悄抽泣起来，弟妹惊异地盯着她，父母对视一眼，以一种掺杂着无奈的柔情，把剩下的半瓶白葡萄酒推给女儿，让她上楼去卧室休息。

    她当时才二十一岁，感觉肯定像世界末日。

     安德烈没有买火车票，租车开回到布里斯托，与母亲和继父一起过了圣诞节，第二天就走了，他告诉母亲，埃克塞特的工作结束了，他可能短期内不再考虑教职，接下来打算去伦敦。

    再一次，安德烈既没有撒谎，也没有说实话，他的确去了伦敦，停留了短短三小时，搭上了飞往柏林的航班。

     柏林没有变。

    一样的灰暗街道，一样的河水，就好像他离开的这四年被压缩成薄薄一片，变得比一天还短，可以忽略不计。

    十二月底，雨夹雪从充满敌意的铁灰色天空中飘落，满地泥泞，掺着冰粒的脏水里泡着被风吹落的圣诞装饰。

    在牧羊人看来，柏林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他的情报网被后来者瓜分了，切成碎块，每人叼走一点点，没人想要的碎屑就此散失，不知道是搬家还是被捕。

    但安德烈不是为此而来的，他用一本伪造的奥地利护照在旅馆登记入住，把手提箱放到床上，打开，一件一件拿出衣服，摸到夹层，取出一把托卡列夫-33手枪，在客房里转了一圈，把武器藏到衣柜后面，回到床边，重新把衣服放回箱子里。

    接下来他挪开床头柜，小心翼翼，免得柜子在地板上刮出声音，柏林情报站的外勤已经来过了，床头柜背后用胶带粘着两个弹夹。

    安德烈拿走这份欢迎礼物，走进浴室，藏进通风管里。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喝咖啡太晚了，喝酒又太早了，安德烈打电话让前台送一瓶威士忌上来，坐在床边，看着布满雨水的玻璃窗。

    他还有四个小时要打发，然后他会下楼去，拦一辆计程车，去“金色鹈鹕”酒馆。

     在埃克塞特，几乎没有人想念安德烈。

    一年之后的圣诞节，酒吧老板的大女儿和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结婚了，他们没有孩子，但是养了三条气势汹汹的罗威纳犬。

    今天，我想，她已经不太记得多年前那个孤僻的德语教师。

     ---- “金色鹈鹕”提供简单的晚餐，菜色是固定的，每周一换，价格合理，食物也不算太糟糕。

    所以刚过八点，就会有零零散散的顾客落座，等着一模一样的肉类上桌，为接下来的啤酒和更晚一点的烈酒做铺垫。

    这是酒馆一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