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一次清扫只过去了几个月，但已经堆积了可观的杂物，雨伞仿佛是固定展示品，任何时候至少有两把。

    还有名片盒、表链、打火机和橡胶靴子，出于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还有一个沙丁鱼罐头。

    借书卡留在罐头上，十分不起眼。

     整整两个星期，没有人留意到这张硬纸卡片。

    清洁工报告给安德烈，只有三个人去翻过那堆杂物，都是为了借雨伞，春末的雨既频繁又突然。

    如果计算“能看到借书卡”的人，那清洁工就数不过来了，衣帽间每天任何时段都有人进出，放下外套，拿走外套，放下防水靴，下班再拿走，太多了，这栋建筑物里每一个人在五个工作日里都至少进去过一次。

     这条线索断在这里。

    换作今天，早就要交给反间部门处理，但借书卡的事会暴露莱纳，只能隐瞒起来，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屁股牢牢坐在上面”。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发生在更远一些的地方，黎巴嫩。

    一位生性浪荡的米尔斯先生，吃过一顿有很多羊肉的丰盛午餐之后，决定去水烟馆。

    这和安德烈有什么关系？表面上没有。

    安德烈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存在。

    米尔斯先生是一位联络官，负责“协调和促进”当地英国情报部门和法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沟通。

    心不在焉、热衷于床笫之事的米尔斯先生，是英国政界裙带关系的最佳代表，他的父亲有个镀金的头衔，是上议院议员，军情六处看了一眼推荐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树，就给了他一个职位，既然他会法语和一点阿拉伯语，正好送到贝鲁特去。

    坐办公室的人从剑桥间谍圈的惨痛经历里学会了什么？什么都没学会。

     米尔斯先生抽了一小会水烟，动身到二楼去找姑娘们。

    这家烟馆经营的可不仅仅是阿拉伯式水烟，你看。

    他选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下午，回家去了。

    过了两天，一个没有写地址的信封出现在他那间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里面当然是那个销魂下午的照片，从角度看来，照相机安装在镜子后面。

    写信人友善地提醒米尔斯先生，如果他想取回底片，那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再到水烟馆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闻名。

    米尔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亲求助，只能按照要求做。

    克格勃手里握着底片，把米尔斯所知道的每一个秘密都榨了出来，就像拧干一块肥胖的海绵。

    米尔斯所知道的驻贝鲁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

    他还模糊地提到了，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种新的信息来源”，但他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这个信息来源肯定是纯金打造的，从那里来的线报只准接收，不准问具体来源和获取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表现平平的贝鲁特情报站最近忽然活跃了起来。

     所以，其实是第二件事触发了第一件事，然后导致了第三件事。

    克格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