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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他们的意愿弯曲,或者咬人。
莱纳的邻居走了,字面意义上的。
悄无声息,逃出东柏林的人都这样,前一天还在楼道里和别人道早安,像往常一样给窗台上的天竺葵浇水,当晚就不见了。
有人直接坐上轻轨,有人步行,有人把相册、旧信件和外祖母留下来的花瓶装上汽车,径直开过东西界线,再不返回。
走廊对面的邻居是清晨骑车走的,被花店老板看见的时候,还停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外出露营。
当然没有再回来。
回想起来,汉斯应该也有过同样的主意。
在失踪前不久,他给莱纳买了自行车,直接扛在肩上跑上楼,敲开门,骄傲地把这份礼物推进客厅。
汉斯说车是二手的,不贵,但它看起来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油漆光洁,轮胎缝隙里没有泥。
莱纳本来想问哥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闲钱,但不好意思开口。
那天汉斯看起来很高兴,充满希望,但并没有解释这种好心情的来由。
没想到最终是安德烈间接回答了这些已经遗忘的问题。
安德烈至今没有发出可以安全见面的信号。
莱纳等着,每天上下班路过花店的时候都看一眼橱窗下方,但那些因为水渍而发黑的砖块上始终没有出现粉笔记号。
持枪的苏联军人依然在街头巡逻,莱纳每次在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都会心跳加速,尽管他什么都没有做,也许是武器让他紧张。
他如常上下班,喂饱自己,躲避母亲和长兄的幽灵。
无事可做的周六下午,他时常躺在凹陷的沙发上,和想象中的安德烈说话。
在他的脑海里,安德烈既是汉斯,又是早逝的父亲。
邻居的天竺葵逐渐枯死,他能从卧室窗户看到,但无能为力。
他再次被遗忘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灵魂,游荡在柏林阴郁的街道上,甚至无法留下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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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柏林另一边的奥林匹克体育馆,一种消沉的情绪日渐扩散。
要是有任何人还对东西德尽早统一心怀希望,苏联坦克的出现也令这种幻想灰飞烟灭了。
与此同时美国人毫无作为,只是看着,毕竟,不值得为区区几万个工人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听他们平常在电台里叫得那么响。
”霍恩斯比抱怨道,他前天从伦敦飞过来,要亲眼看看东柏林动荡的夏天,“还以为他们至少会动一动他们肥胖而尊贵的手指。
”
美国“盟友”和他们肥胖的手指并不是安德烈目前最关心的东西,斯塔西才是。
东德情报机关就像一群突然发现锁链被解开了的饿狗,冲进惊慌失措的牧群里大肆撕咬,监狱很快人满为患。
克里姆林宫正好在这个时候换了新主人,赫鲁晓夫挤上了第一把交椅,下令逮捕原先分管情报的贝利亚,并且撤换了驻扎柏林的苏联情报人员,更紧地把东柏林捏在手里。
一夜之间,英国人吃惊地发现舞台地板被换了,而且对面的乐队全部换上了长号和定音鼓,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