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光仔细研究那两片玻璃，重新戴上，审视着安德烈。

    在光亮处，霍恩斯比的头发里白色显得比灰色更多。

     “你确定吗？” “我非常确定。

    ” “有没有尚未解决的事？需不需要和谁永别，让什么人闭嘴，擦干什么血迹？”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长官。

    ” 霍恩斯比终于把那块羊肉送进嘴里，咀嚼了很久，仿佛不明白这是从什么动物身上来的肉。

    安德烈抿了一口酒，侍应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像只过于热忱的灰狗，随时准备冲上来提供服务。

    安德烈冲他摇了摇头，那个年轻人放松下来，靠墙站着。

     “七年了，是不是？” “对，从我在柏林街头架电线的时候算起。

    ” “失去了最好的电工，柏林站该怎么运作下去？” 安德烈短暂地露出微笑，又喝了一口酒。

     “偶尔回来和士官生们讲讲柏林，好吗？而且，苏联司有很多职位适合你，要是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会很乐意帮你开门。

    ” “谢谢，长官。

    ” 霍恩斯比没有问他接下来准备去哪里，做什么。

    安德烈也没有说。

    六处不需要他办什么手续，因为六处本身在官方文件里就不存在。

    安德烈当天下午就乘火车离开了伦敦，行李简单，只有一个提包。

     然而军情五处还没有打消疑虑，派了两个探员，一路跟着安德烈从伦敦去了布里斯托，驻扎在一家靠近火车站的小旅店里，全天监视安德烈，看看他会不会和“可疑左翼人士或亲苏分子”接触。

    从这两个人的报告看来，安德烈的每日行踪十分无聊。

    他到布里斯托的第一件事，是在“棕榈周日”旅店租了一个顶楼房间，一次过付了三个月的房费。

    每天早上到母亲开的钓鱼用品店去，帮忙售卖鱼钩、饵料和防水帆布，他和继父相处得不错，经常一起下棋。

    下午他可能会去书店，也可能会在能看见吊桥的那个咖啡厅坐着读报纸。

    安德烈在当地似乎没有朋友，总是在母亲家里吃晚饭，之后直接返回旅店，不去酒吧，第二天才露面。

    要是天气好，他清早就会出来，沿着港口散步，从来都是独自一人，不和人打招呼，也没有人认识他。

     两个星期过后，军情五处悄悄撤走了监视人员。

    档案关闭，没有人再去关心退休的牧羊人。

     ---- 莱纳也在周一早上离开了斯塔西的审讯室，跌跌撞撞地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请了一天病假。

    等他重新出现在奥林匹克体育馆的时候，即使是最粗心的同事都会发现，他的手指布满淤青，好像被车轮碾过。

    嘴唇和鼻梁也有伤口，左眼肿了起来。

    莱纳的解释是骑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摔倒了，没什么大碍，过几天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