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居室的图像上。

    这对情侣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莱纳曾经站着读报纸。

    被自行车车轮反复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迹的墙角，现在放着吉他。

    厨房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窃听器，像死掉的甲虫一样被遗忘在墙缝里。

    科里亚的靴子同时踏过新的和旧的地板，在想象中，我看着他把莱纳从卧室里拎出来，拖过尚未存在的长毛绒地毯，让他坐在此刻新租客们摆放电视机的地方。

     如果科里亚想来问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费时间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莱纳这么告诉科里亚，说得飞快，就像他已经复述这句话很多次一样。

     但科里亚不是为此而来。

    安德烈已经不在他的雷达监控范围里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

    克格勃已经另有打算，科里亚不像“赫尔曼先生”，不喜欢摆出虚假的友善姿态，用二十个设问句引出实际内容，他直接把交易条件摆在莱纳面前：如果不想继续被斯塔西骚扰，那就当克格勃的“渡鸦”。

     又是黑话。

    莱纳已经不能更厌倦黑话，这一个一个原本普通的单词，被强行借用过去，安上阴暗的潜在含义。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在这个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他没有逃避的空间，只能躲进自己脑海深处，木无表情。

    科里亚把这种麻木解读为困惑，开始解释什么叫“渡鸦”，这是性诱饵的代号。

    克格勃瞄准了一个刚刚从华盛顿调来柏林的美国外交官，这人对此前派出去的三只“燕子”都不感兴趣，是时候试试光谱的另一端了。

     相对于女性“燕子”，男性“渡鸦”不太常见，几乎总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

    科里亚不愿意用苏联训练的“渡鸦”，他们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难摆脱关系，换作其他时候，克格勃也许不介意让人知道，甚至会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过后不久，他们不太乐意时隔几个月又制造一场外交危机。

    莱纳是一份可以随意牺牲的资产，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一切顺利。

    一旦有什么出错了，克格勃可以轻松把他扔掉，没有什么损失。

    也许安德烈一开始看上的也是这一点。

     “收拾一下你自己。

    ”科里亚说，这个建议从他嘴里说出来，让人不太舒服，“你看起来像只死了两个星期的老鼠。

    我给你十五分钟，我们有很多准备要做。

    ” 住在一楼的门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莱纳被押上汽车，也许马上打电话给斯塔西报告了这件事，说不定也打给中情局，那时候几乎每个柏林线人都同时服务两个以上的主顾。

    科里亚没有蒙上莱纳的眼睛，目的地并不是什么秘密，那是家酒馆，还没到营业时间，大门紧闭，门上方安装着巨大的霓虹灯管，因为是中午，都没有亮起。

    “金色鹈鹕”，熄灭的灯管拼出这几个单词，一只金属鹈鹕衔着鱼，站在首字母旁边。

    科里亚带着莱纳从侧门进去，司机没有下来，车门刚关上就把车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