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鹈鹕”里的事，也许是装的，又或者大鹈鹕当晚收了别人的钱。

     克格勃很快就行动了，早上十点刚过，一个乔装成清洁工的波兰女人敲响了“卡尔·费尔森”先生下榻的客房，她抱着一叠洗好烘干的蓬松毛巾，毛巾下面藏着一把半自动手枪。

    敲门三次得不到应答之后，伪装的清洁女工从围裙里掏出皮质工具包，撬了锁。

     窗户开着，这是她留意到的第一件事，窗帘在早晨清冽的冷风里飘动。

    床单整整齐齐，没有睡过的痕迹，床底下也没有东西。

    她放下毛巾，依次检查了衣柜、床头柜和浴室，什么都没有发现。

    床头柜有挪动过的痕迹，她摸了摸背面，手指触到了一小截黏糊糊的胶带。

    她撕掉胶带，没有多想。

     牧羊人就像来时一样迅速地走了。

    不难推断他已经在飞往伦敦的途中，很可能又换了一本护照。

    再过几个小时，录音带就会安全送到军情六处，由苏联司辛劳的姑娘们转录和校对，打出一份整齐的文本。

    这些文本接下来会被撕成小片，像面包屑一样喂给相关的使领馆或者情报站。

    往后一年里，将会有好几个外交官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被召回，每一次调动之间都相隔三四个月。

    不能一下子堵住克格勃所有的耳朵，必须让他们慢慢、慢慢地变聋，把责任归咎给坏运气，而不是军情六处。

     霍恩斯比委婉地拒绝了安德烈的要求，行动处处长一次都没有说“不”，然而每次当安德烈提起麻雀，他都让下属“给我几天时间”，“略微等一等”，“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要是下个月局势稳定，说不定有机会”。

    可那是1961年，柏林的“局势”只有糟糕和更糟。

    不管人们刚开始对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抱有什么期望，现在看来他就和前任一样，对柏林危机束手无策，甚至----一些报纸尖锐地指出----加速了失控。

     东柏林像一只正在流血的动物，一边哀嚎，一边撕扯伤口，于是流失更多的血。

    什么人都在往西边逃，以前是医生、工程师、作家和律师，现在是理发师、二手书商人、售货员和六十多岁的老夫妇。

    一度传出了军队正在囤积建筑物料的流言，一堵墙要建起来了！人们惶恐地低语，分割东西柏林的墙！党书记乌布利希不得不用他那怪异的尖细声音[3]澄清：没有这回事，“没有人想建一堵墙”。

    如果说这句话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让人更害怕了。

    到了六月，维也纳峰会前夕，我们一度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要来了。

    我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已经永久被战争改变了，停火十六年，我还依旧觉得战争随时会重新开始，汉斯又该抓起他的国防军制服，戍守毫无意义的炮台。

    有时候我甚至希望最坏情况快点发生，你明白吗？要是你花了很长时间惧怕某种东西，到最后你会祈祷它赶紧到来，一次过结束这种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