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家的唯一问题。
日本人把家里的好米抢走一大半，剩下的我们也吃光了。
现在买到的，尽是些掺污发霉的碎米。
“要能给孩子们吃点荤腥就好了。
”我喃喃道，“他们吃了才能恢复元气。
外面什么地方一定能弄到肉。
”我转身问阿桂，“你肯定，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吗？”我之前从来没对阿桂采买东西产生过怀疑。
阿桂胆大机灵，忠心耿耿。
可那会儿我一时脑子发热，昏了头。
我双臂抱胸瞪着她。
“说真的，”我愠怒道，“果真用心找，你总可以找到点东西。
”
她愁眉不展，“是，少奶奶。
”
第二天早上，阿桂不见了。
素莉说她去了集市。
到中午阿桂还没回来，我就明白了，她去找肉了。
我早该猜到她会这么做。
当下正是三伏天，我出门去找她，她侄子云云执意要跟着去。
一开始，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家里午休，我们找不到人问她的去向。
总算，一个在门口给娃娃扇风的老太太说看见过她，但已是一大早的事了。
在海堤上，一个在树荫里下棋的男人说，他摆棋时看到过她。
她当时沿着龙头码头的堤坝急匆匆地走着。
等他摆好棋子再抬头时，看到她正给日本兵鞠躬，登上了去厦门的渡船。
12月8日鼓浪屿沦陷后不久，去厦门的渡船就恢复了运行。
我和云云鞠了躬，出示了良民证，上了渡船。
我不清楚到厦门后该怎么做。
偌大的城市里，放眼是陌生人。
对他们而言，阿桂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厨娘。
我们赶去最近的集市，一路上睁大双眼，寻找着与她去向有关的蛛丝马迹。
我们搜遍犄角旮旯，看到有人在低声叫卖黑市稻米，不过却没有一个卖肉的小贩。
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害怕和悔恨。
是阿桂用乳汁哺育了我，她万一出什么事，绝对是我害的。
而且是我第二次铸成大错。
我从一处赶往下一处，茫茫然似大海捞针。
我们在汇丰银行门口歇口气，此处现在是“敌方财产”，原先守在门口的是高大冷傲的红头阿三，现在被日本军警取而代之。
阿桂一定是去了比厦门市区更远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非回去不可了。
”我告诉云云，“不然宵禁前赶不回去。
”
云云瘫坐在地上，脸上淌着豆大的泪珠。
自从他到我们家那天，云云就失去了爹娘的音信。
即使他们还在世，他也不太可能见到他们了。
阿桂要是再走了，他在这世上会孤苦伶仃。
“别灰心。
”我把他拉起来，“说不定她早就到家了。
”
我们赶紧沿着中山路去轮渡码头，搭船去对岸。
走到鼓浪屿大路上时，商户们已经开始放下沉重的金属卷门。
一群男人你推我挤，有说有笑地经过我们。
其中一人左右四顾地开着玩笑，倒退着走，结果撞到一群沉浸在悲痛中的男人，他们正从棺材铺搬出了一口棺材。
那是吴寡妇的五个儿子，从他们垂头丧气的悲痛神情来看，估计躺在棺材里的就是他们的母亲。
***
时间肯定过去了一个多钟头，我总算听到院门的声响。
我冲下楼梯，跑进厨房。
啊，真是令人欣慰的一幕：阿桂额头上沾着泥土，破布袋里伸出一根枯黄的芹菜梗。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她的话像滚锅的热粥般涌出来。
“我回来得太晚了。
对不住，少奶奶。
”她每说一个“对不住”就低一次头，但她汗水津津的脸上流露的不单是自责，更多的是自豪。
她把袋子扔在水槽边，搬来一条凳子。
“你别看。
”她朝云云摆摆手指，抬起一只脚，把宽松的裤腿拉到膝盖上面。
“我说了别看。
”她冲着云云皱眉头。
然后又笑着把裤脚拉到大腿根。
她大腿上捆了一大包东西。
她很快解开了一长串麻线，一个蜡纸包仍粘在腿上。
她撕开纸，把东西拿起来给我们看，血从里面滴落下来。
“肉。
”云云叫起来。
“是猪肉。
”阿桂说，“我在厦门的一个村子里买到的。
快看看。
”她拆开蜡纸包，剥开一层血淋淋的棉布。
“我包了三层布，再用纸包上，就这样血还从腿上流下来了。
”她笑了起来，“看着好像我来月信了。
”她用手挡着，看看云云，“你听不得。
”
那是一大片猪后脊，她另一条腿上绑着同样大的一块肉。
“哎，阿桂。
”我说，“你要是被鬼子抓住该怎么好？”我该多说点什么——好好谢谢她，让她别再那么拼命了。
但我实在疲乏得很，加上终于松了口气，再也无力清楚思考。
“阿州要高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