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3)
我把一袋虾倒在桌子上。
婆婆挽起袖子,把围裙系在腰间,将一只发亮的青灰色虾子的头剥下来,用小生饱满洪亮的声音唱道:
“兄送贤弟到河坡,漂来一对戏水鹅。
”
尽管没做出戏子那种夸张身段,婆婆的声音和表情依然把角色演活了。
后来,我和阿梅在花园再遇到婆婆时,她脸上又恢复了深如古井水般的晦涩神情。
但她一看到阿梅,便放下水壶,伸出了双臂。
多亏有阿梅,因为她,婆婆总算答应搬来跟我们住。
我多希望当初能早些说服她。
她在韩家受了大太太多少欺负啊。
“不要吮手指。
”她对阿梅说,“跟奶奶一起唱。
奶奶教你一首新歌。
你听好了。
”
“你好比断线风筝飘无际。
”
阿梅跟着奶奶,用甜美纯真的童音,一字一字地唱。
人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心事重重,担惊受怕——起码在那些日子我不能。
那是四月天,到处开满了绿色、黄色、粉色、珊瑚色和淡紫色的花朵,正是草长莺飞、百花竞艳的时节。
同胞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丈夫以及我们所有人所处的险境,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们只看到些关于战争的报纸新闻和小道消息,戏里的古老故事反倒更为真实。
春光明媚,更容易使人联想起神仙眷属。
下午,我坐在桌前记录和阿桂在市场上的花销,心里想着那出戏——梁祝的十八相送咏诗和柳下誓约。
我在页首写上日期。
我咬着圆珠笔头,想到祝英台的父亲,是他的贪婪拆散了这对恋人,都怪他横了心要把女儿嫁给富家公子。
6两鱿鱼,我在纸上记下,此时我又想起了与母亲的旧日心结。
当年母亲要我嫁给吴丹本的儿子,后来又是于腾水的儿子、李犇的儿子。
全是些富家子弟。
我们家的地都在母亲名下。
她总是坐在大红桌边,计算着外公留给她的地产所带来的佃金收入。
这几年,她在一个带活动桌板的坐垫椅上看账,把桌板拉到膝盖上方。
有时她也会坐在床上,在红木床头桌旁盘点。
当然,她对穷人很大方,但她也对每一厘钱的去向一清二楚。
1斤洋葱,我写道,4角……
我拿着单子去楼下母亲的房间,心里升起一丝苦涩。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提醒我,聿明家道穷困和血统不纯。
“如果你嫁给他,”她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她声音里的恼怒,“你的孩子就不会是纯正的汉人,他们将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统。
”
“他们将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大吼。
我气极了,将茶杯砸向地面,冲出房间。
“你被惯坏了!”母亲在我背后嚷道,“你以为这些上好瓷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过,那毕竟是好些年前的事了。
之后她也渐渐接受事实,甚至还祝福我们的婚姻。
我敲了敲她的房门。
“购物清单。
”我边进屋边说。
“谢谢,乖孩子。
就放我桌上吧。
”
“白糖花了8块钱。
”我多说了一句,不由自主地想为难一下她。
“这么贵?”
“中国白糖的价。
”我说,“您要为了省3块钱用日本白糖吗?”
“当然不会。
过来,孩子。
”母亲拉起我的手,“如今局势不同了。
对付眼前的困难应该灵活着点。
你婆婆今天还好吗?”
“她很好。
”
“那就好。
我好像听见阿梅在唱什么戏里的词?能带她过来唱给我听听吗?”
我有些惭愧。
母亲对待婆婆一直都很好,我怎么忘了呢?我捏住她的手道,“我这就去叫阿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