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设在一家老银行大楼顶层，会议桌围坐着欧洲几家私募机构代表，瑞士信托银行与意大利实业家族的核心人马也都在场。

     桌上摊开的是一笔总值十八亿美元的能源资产。

     其中六成可流通，剩下的四成散落在跨国家族信托和法律监管的层层网里，谁都想动，但多年来没人能单吃下来。

     这次是他们先放出风声，想找能提出可行路径的人。

    沉时安是被人提出来的，也是他自己争来的。

     他此前处理过数笔跨境能源股权转置，路径干净，隔离合法，已经足够被记住。

     如今这次，是他第一次不做幕后技术执行人，而是用LeonShum的名字，单独挂在路径节点上。

     会议开场前，他独自坐在咖啡厅里翻着简报，灰色西装，修整干净的袖口。

     秘书在外等候，律师团队则另行安排。

     第一天是结构讨论与投票意向评估，他把被调度的路径讲得干干净净，连隔离和担保都拆得极细。

     桌面安静得连笔帽磕在瓷杯沿的声音都听得见。

     连轴几天的会议最终以叁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终点。

    那块原本动不了的资产，如今已初步被写入一项跨境转换安排草案中，转出路径只挂一个名字： LeonShum 这意味着，等项目正式落地，他将不再是只是基金结构里的技术执行人，而是真正能决定资源流向的人。

     飞机降落伦敦时天色未明。

    沉时安没有马上回牛津，而是先绕去一趟市中心办公室，签下一笔延迟付款项的结算安排。

     助理问：“牛津那边的装修追加合同，您要过目一下吗？” 他没抬头：“批。

    以后不用问我了。

    ” 说完便合上笔帽起身，拿起椅背上的外套离开。

     他的世界正在变得辽阔、复杂，也越来越接近那张操盘者的终极棋盘。

     而那片辽阔之外，牛津的灯仍亮着。

     他一直知道自己最想去的归处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