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高峰的地铁挤满了人，我扶着把手不敢坐下，这个连蹲着都要被拍照的上海，我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概会红遍全中国吧。
迷迷糊糊摸到家里，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来上海这两年，我第一次觉得累。
等我醒来，被杨哥的臂膀包围着，他拥着我，昏暗的灯光照在他憔悴的脸上，空气让人心安温暖。
“杨哥，我们来上海是为什么？” “生活。
” “你累吗？” “累，但没办法。
”
07
一个月后，我们各自找到工作。杨哥在杨浦，我在闵行。
相距30千米的我们，只得分开住。
灯火辉煌的地铁口，杨哥在前面拎着行李箱。
跟初来上海在火车站时不同，他的身子消瘦了很多，背影更加落寞。
我提着行李袋的手在发抖，太沉了太沉了。
满是名车豪宅的灯红酒绿里，我们拎着大袋子，失魂落魄，像逃荒而来的流民，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本来，我们也没融入。
我突然心慌起来，没有安全感。
人的心理防线，在一瞬间就能崩溃瓦解。
上海很大，我们很小。
我们走得很慢，这次杨哥没有让我快点。
两年了，我们还是我们，也不再是我们。
工作日我们各忙各的，周末就待在一起。
有时周末加班，我们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能见上一次。
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学生时代独来独往的日子又回来了。
没日没夜加班的我，终于在新公司得到赏识，开始升职加薪。
不知道是真的忙，还是为了忙而忙。
我们的话越来越少。
只是杨哥会主动给我电话，让我多吃点、早点睡，问我钱还够用吗？ 我吃着加班的便当，嘴里全是嗯嗯嗯都好。
08
2014年9月，杨哥的父亲突然被送到医院抢救，他连夜回了西安老家，我赶紧打了几万元过去。两周后杨哥打电话给我，语气低沉：“怎么办，我妈只有我一人了。
” “我知道了，你好好照顾她。
”眼泪在眼眶打转。
“你来吗？”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
我憋了几分钟，终于说出：“杨哥，我快28岁了，穷怕了。
” 杨哥沉默良久，几乎哽咽：“对不起，没能好好养你。
” “很好了……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啊。
” 我挂了电话，躲在公司卫生间，泣不成声，心被掏空了一样。
杨哥走了，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去给杨哥退房，他的房间东西不多。
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
每天靠着它煮米饭配着榨菜度日。
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我不觉得，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
一到周末，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下载一部电影。
我俩戴着耳机，窝在床上，搂在一起看到沉沉入睡。
我们在网上买了烤面包机。
每天烤上两片面包蘸着花生酱、番茄酱吃得心花怒放。
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我说是吗，在哪儿？然后他会突然亲上来。
我们刚来上海买的脸盆也还在，搬了几次家都没扔。
记得那会儿我忙得5天没洗头，第二天要见客户，我们当时穷得连20元的洗发水都不敢买。
我看到一袋洗衣粉，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一头扎进脸盆里。
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
我们用过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我们，早已不在了。
09
回到西安的杨哥，生活慢慢安定下来。我的工作步入正轨，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
但我明白，我也会离开上海的，可能明天，可能5年、10年后。
奋斗几十年，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
随便吧，不想了。
2016年年初，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杨哥要结婚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说什么好。
关掉手机，挤进人来人往的地铁，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
上海这个城市，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很脆弱。
可没有什么，能比挤上高峰期地铁，更让人欣慰的。
我妈常跟我念叨：“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
” 我说：“好呀好呀，春节就带回去，胡歌还是霍建华，您先决定好。
”说着说着眼泪哗哗流。
年纪大了，泪点也变低了。
春节杨哥举行婚礼，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
后来老章跟我说：“结婚那天，杨哥喝得烂醉，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 是啊，上海没有糊汤粉。
武汉有，我们大三那年的武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