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硬座火车过去。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看报纸，把我晾在一边好些天的报社记者，对着我，手指一勾：“走！”我就第一次跟着记者老师去现场了。

    是一桩诈骗案，一家工厂两个月诈骗近百家供应商3000万元货款。

     供应商堵在这家工厂门口，刚下车他们就拥围过来，七嘴八舌讲个不停。

     有个供应商老板拉着我，满脸焦虑地说：“记者，你行行好，帮我们找到他，我已经破产、妻离子散了！”还没说完，我被另一个人拉过去，又是一番哭诉。

     我的记者老师不停地跟我说：“记下！记下！统统记下！” 临走时，我把电话号码留给其中一人，让他们有什么进展记得联系我。

    回到报社，我就赶稿，其间我的手机震个不停，收到了二十多个人的短信。

     “记者，你好，这次一定要帮帮我！” “全厂的钱都在那里，你一定要曝光他们！” “求求你把我们的钱追回来吧，求求你！” “我孩子马上读大学了，一分钱都没了。

    ” “你能救我们，我代表所有供应商感谢你！” “我已经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我熬不下去了。

    ” “如果追不来那笔钱，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 他们是四五十岁的男人，是公司老板，是丈夫，是父亲。

    虽然不是大企业，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用这种口气恳求我。

    我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莫名其妙的职业荣誉感写完了这篇稿子，第二天发在了版面头条。

     可这种事全国各地每天都有，许多稿子发完了以后，也就完了，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后续反转。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其中一个供应商的电话：“记者，你好，我们发现那个浑蛋跑到江西老家了，我们一群人正在火车上，要去抓他。

    你能派个记者过来报道一下吗？追不到这笔钱，我老婆都要抱孩子跳楼了！” 我回了一句，说：“我尽量。

    ”报社这边是没有然后了。

     我在那边实习那段时间，记者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实习生，到处喝茶、蹭饭，被人追捧着，然后拿拿通稿。

     我去报道一场发布会，签到时主办方给我一个红包，说是“车马费”，我回到报社打开一看，10张百元大钞躺在里面。

    我把红包交给记者。

    记者说：“你们今天辛苦了，一人拿两张去买点冷饮吃吃。

    ” 我有点迟疑，不是在思考能不能拿这笔钱，而是记者为什么要拿钱？我的老师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疑虑，跟我说：“不拿钱的话，你这篇报道估计也难写。

    这是按规矩办事。

    ” 我最终提前结束了实习。

     供应商们那几年也没放弃追查。

    其中一个男人偶尔会给我发信息，关于又去哪里抓他了，叮嘱我：“一定要过去报道啊。

    ”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短信，思考着这是哪个人发给我的。

    当天有几十个男人围着我诉苦，这个号码对应的是哪张脸呢？我想不起来。

    最终我实话实说：“我已经实习结束离开了。

    ” 对方在电话那头失落地哦了一声。

     “不过我可以跟报社联系一下。

    ” “那太好了！” 我能感受对方突然开朗的语气。

     意料之中，报社还是无动于衷。

    后来，我换了手机号，供应商们也没法跟我联系了。

     毕业后我没有进入媒体圈。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有没有追回那笔钱，有没有跟老婆孩子继续好好活下去。

     有时候我会想，终究没能为他们做过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起我时，会不会怨恨当时我为什么不争取一下。

     偶尔我会突然想起那几年的采访对象，他们当时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些想法总在一瞬间冒出，可能答案我是永远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