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准是花了好几分钟才察觉太阳照到了她的眼睛。

    等他确实注意到的时候，因为她眯起了双眼，他把她往边上挪了挪，好让她看得更清楚一些。

    他摸了一下衬着垫子的轮椅扶手，确保它们没有被晒得太烫。

    她纤瘦裸露的手臂就用皮带固定在上面，她应该有一顶帽子的，总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晒伤。

    迄今为止，白天始终艳阳高照，尽管昨晚倒是下了一场雷雨。

    但她被推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戴帽子。

     “他们把你的帽子给忘了，”他对她说，“他们可真糊涂，不是吗？”他又拿起一块木质拼图让她看，给她时间细细端详，也看一看托盘上半成形的图案。

     “这样？”他问。

    他等着她的左手朝他微微一动来表示对。

    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个受到大脑支配的动作之一。

     他也在观察她的双眸和脸庞。

    她可以转动自己的眼珠，虽然要是转得太快，她的头就会像上了钩的鱼一样拼命抽搐。

    可她脸部的肌肉几乎不受控制，所以他永远也分不清究竟她是在试着微笑，还是那些不安分的皮肉不由自主地缩紧又放松造成了她嘴角的扭曲，这具身体不愿意响应他所见到的，或者说他自以为见到的那股庞大的意志，它被封印在她的眼中，如同某种凶猛的小动物，被金属的捕兽网所俘获。

    她出不去！她被绑在轮椅上，囚于支架、托盘、钢铁齿轮的牢笼之中，但这只是因为她被束缚在她自己的身体里，仿佛置身一趟颠簸不已，令人晕眩的游乐场过山车。

    要是把她从轮椅上放出来，她就会一路大搞破坏，呼天抢地，猛敲猛打，横冲直撞。

    这是他们收治过最严重的病例之一，理疗师帕姆告诉他的。

     可是大家都赞成她很聪明，非常聪明；她所能做到的事情当真是令人惊叹。

    她可以移动自己的左手来表达对，因而她可以玩游戏、回答问题，指明她的所需。

    只是辅导员一方的工作量要比平时大一些，而且常常必须去猜她的意思。

    是要费点时间，但罗布心甘情愿——此前她连赢了他两盘跳棋，而且他并没有故意让她。

    他考虑过要教她下国际象棋。

    不过象棋有太多棋子，太多走法，一盘棋会下上好几个星期。

    他想象她焦躁不安地坐在自己体内，等着他拿到她想走的那枚棋子，再弄明白她要把它放到哪里。

     她没有任何表示。

    他把那块拼图翻了过来。

    对，她的手立即示意，于是他把它拼了上去。

    那是一头长颈鹿，两头长颈鹿，一张滑稽的动物图片，一幅漫画。

    他忽然想到，她也许并不知道长颈鹿是什么；她也许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长颈鹿，甚至连照片都没见过。

     “这拼图是不是很无聊？”他问她。

    对，她回答。

     “来一局跳棋怎么样？” 这正合她心意。

    “没问题，战神，”他说，“不过这一次我要打败你。

    ”她的蓝眼睛注视着他；她的双唇抖个不停。

    他真希望她能露出笑脸。

    他推着她去把跳棋拿出来，把拼图还回去。

     她的冰雪聪明让他着迷。

    真是令人赞叹，却又叫人难受，这样的一副头脑，无力挣脱，无法呼吸。

    说不定她是个天才；又有谁能知道呢？她想必洞明世事，而且能察觉到被其他人忽略掉的东西。

    每当她望着他，她那双冰蓝色的眼眸，清澈又冷酷，宛如薄荷糖一般坚硬，似乎能够看进他的内心，看穿他竭力装出来的、欢天喜地的好叔叔形象，他心里清楚那只是假装。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留心自己的所思所想。

    她会察觉到的，而且说不清为什么，她对他的看法是很要紧的事。

     有时候他觉得，假如她像其他几个人一样，反而会好一些。

    比如说，那些得了脑积水的人，长着水汪汪的南瓜脑袋和婴儿般的躯体；营地里现在有三个这样的人，他们都会说话，但是都不太聪明。

    或者是那些肌肉萎缩病人，第一眼看上去再正常不过，蜷在轮椅上，苍白憔悴，无精打采，就像孤儿似的。

    他们不久就会死去；其中有些人甚至活不到明年夏天。

    罗布觉得那首营歌实在太叫人心痛，他都唱不出口。

     那些长大成人的小女孩和小男孩啊 要去哪里找？ 哎嘿哎呀 伊-甸-园！ 曲调用的是《米老鼠之歌》[1]，这对罗布来说是雪上加霜，让他联想起那群火枪手的形象，那些白白胖胖、冒冒失失的小孩，双手双脚功能健全，却宁愿把他们正常的、美丽的身体用到那些事情上面，用来神气活现、摇头晃脑地在电视上表演。

    他会站在那里，看着地上，看向别处，看哪里都好，除了在礼堂列队的那一排排厄运难逃的孩子，他们被带进礼堂，好让主管助理，伯特，拨弄着他的手风琴，激发他所谓的“营地精神”。

    然而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唱着。

    他们喜欢唱歌。

    那些能拍得了手的就会拍手。

     乔丹没有办法拍手。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会活上很长一段时间。

    她的病不会让人丧命。

    她才只有九岁。

     游戏器材在离主楼右手边最近的一幢小木屋里，正面的窗户被加高、加宽了，还装上了一顶凉棚，一块下雨时用的木头遮板和一个柜台。

    这个星期当班的乔-安·约翰逊正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高凳上，读着一本平装书。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毛圈布T恤，左胸前绣着一只船锚，还有一条红色的超短裤，跷着二郎腿。

    罗布看着她大腿上晒出来的那条分界线，接着又转向她身后的架子，上面放着排球和打棒球用的球棍。

    她长着棕色的头发，用一枚金色的发卡束成一条马尾辫，还架着一副玳瑁镜框的墨镜。

    她走路的时候有一点跛。

    她是重新回来担任辅导员的昔日营员之一。

    罗布觉得她是个亲切友善的女孩；至少她对他总是很友好。

     “我们想把这副拼图换掉，”他对她说，“我们想把跳棋借出来。

    ” “又是跳棋啊？”她应声道，“跳棋你肯定玩腻了吧。

    这个星期的第四次了。

    ” 罗布不喜欢有些人在乔丹面前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她听不见一样。

    “哦，不会啊，”他说，“我在和乔丹比赛。

    她已经赢了我两次了。

    ” 乔-安朝他会心一笑，仿佛他们之间有个秘密。

    然后她俯身对乔丹露出笑容，乔丹瞪着她，几乎没动。

    “没错，我听说她可是真正的高手，”她说。

    她把拼图从柜台上的横格笔记本里划掉，把跳棋套装写到了他的名字对面。

    “待会见，”她说，“好好下啊。

    ” “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去，”罗布对乔丹说。

    他推着她走上那条水泥铺成的小路，就在那排小木屋旁边。

    木屋漆成白色，整齐地排列着，外观如出一辙。

    每栋木屋门前装的不是台阶，而是一道斜坡；木屋里面有特制的睡床，特制的厕所，还有那种古怪的气味，不像是小孩子身上的气味，而是更加芳香，黏腻，也更潮湿，让他联想起温室。

    一种温热泥土和婴儿痱子粉的味道，一种东西微微腐烂的味道。

    当然总有很多要洗的衣服，放在袋子里，等着被人拿走。

    有些孩子穿着尿布，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看到尿布真是非常突兀。

    早晨，还没换床单的时候，那气味还要更浓一些。

    把每个人都收拾妥当要花很多时间。

    女辅导员们是不被允许把孩子们从床上或者轮椅上抱起来的；只有男辅导员可以这么做。

    罗布负责他自己的木屋，还有两间女孩子的木屋——七号和乔丹住的八号。

    她的童花头，加上那张固执倔强的小脸，套在他们给她穿上的那件花边粉色睡袍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允许她挑选自己的衣服。

     他们走到小径的拐角，然后向左转。

    透过礼堂兼体育馆那几扇敞开的窗户，传来录制好的音乐和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不对，回到你的位置上，然后再试一次。

    你能做到的，苏茜。

    ”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男孩活动区的尽头。

    女孩的区域在中间那块空地的另一头，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棒球比赛，和他来的那天一样。

    那天营地的面包车在环形车道上停下。

    从正面望过去，主楼都能当作某位富豪的宅邸，实际上它曾经就是。

    宽阔的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摆着一尊雕塑，初看上去就像外婆坐着摇椅。

    主管迎接了他们，然后授权让伯特带他们这些新入职的辅导员去熟悉一下环境。

    那场棒球赛就在转角的地方进行，那时候罗布自忖，嗯，不会太糟的，因为远远的，在那片绿野之上，在那抹似乎自彼时起便灿烂至今的骄阳的照耀下，球赛看起来几乎毫无异样。

     不寻常的是那股静谧。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应该都是吵吵嚷嚷的，那是球赛的一部分；而这里的比赛却在沉默的专注之中展开。

    这些大多都是能够走路的孩子，要用支架或是拐杖帮忙；有些甚至还能跑起来。

    但其中有几个球员是两人一组，一个男孩坐在轮椅上面，被另一个推着在各垒之间穿梭。

    罗布知道——因为他参加过——这些比赛打得彬彬有礼、体贴周到，怪诞得让他害怕。

    比赛的时候，这些孩子的行为举止就像成年人常常叮嘱的那样规矩。

    此刻唯一聒噪的一个便是伯特，他是裁判，正挥舞双臂，大喊大叫地激励着戴夫·施耐德，那个腰部以下因为小儿麻痹症瘫痪了的孩子，把球径直打过了二垒。

    两个拄着拐杖的外野手一瘸一拐地追着球，而戴夫则转着轮椅向一垒疾驰。

     罗布明白自己应该主动多做些体育运动和监督照看的工作，可他希望把这些时间用来和乔丹共处。

    再说了，他讨厌打棒球。

    那是他们家的家庭运动项目，他理所当然应该要擅长的一项，就像他应该要当个医生一样。

    坚持要搞棒球比赛的人是他的父亲，或多或少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也许是优秀的肯尼迪一家，就像最近《生活》杂志上登的那样，在玩触身式橄榄球。

    约瑟夫·肯尼迪和他那三个优秀的儿子[2]。

    他的父亲穿一件上面印着“冠军”字样的T恤，他母亲送给他的。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出色的棒球手，米勒家的儿子们也是。

    米勒大夫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和他父亲一样；他们家住在隔壁。

    他父亲做心脏手术，米勒医生做开颅手术，而且米勒家的两个儿子也都会做医生。

     他们在沙滩上打球，于是，对罗布来说，随棒球而生的绝望和挫败感，也同蓝天、艳阳，以及拍碎在沙滩上的海浪相伴。

    这些事物，对别人意味着无忧无虑的假日，于他却是无法忍受的束缚。

    拒绝参加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假如他打得好一些，他就可以说自己不太想打，但是，像现在这种情况，那些对他“扫兴”和“输不起”的呵斥却再确切不过。

    倒也没人计较他球技如此拙劣，几乎打不到球，或许是因为他视力不好，阳光从眼镜的边框上反射进他的眼里，他没法看见那颗棒球，如杀手掷出的炸弹一般从炙热的苍穹中朝他俯冲而下，在他伸手抵挡时震麻他的十指，击中他的脑袋或是脖子，又或者，让他更加羞愤难当的，是那颗球对他完全视若无睹，以至于他还得跟着它跑，追着它跑过沙滩，或是跳进湖里。

    他的家人把他当个笑话看待，甚至是——尤其是——他的母亲。

    “今天你又伤着哪里啦？”她会问他，一边在船坞顶层的露台上分发赛后的点心，男孩子们吃三明治加可乐，男人们喝啤酒。

    在城里的时候，他的父亲喝苏格兰威士忌，但在小木屋里——用他的话说是“夏季别墅”里的时候，他就喝啤酒。

    其他人会讲些好笑的事情，谈论罗布那些愚蠢的失误、他输掉的与邪恶白色小球的决斗，而他会咧嘴笑笑。

    这笑容是必须的，好显示他有体育精神，并不介意。

    “你一定要能够承受它。

    ”他的父亲喜欢这么说，却没指明它到底是什么。

    他还会说，几乎每场棒球赛结束之后都会说，竞技体育对你有好处，因为它们教会你如何应对失败。

    罗布清楚父亲只是在努力让他觉得好受一些；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想回答自己在这方面已经练得够多了，他倒是很愿意学一学怎么应对成功。

     可是他说这些话一定要慎重。

    “他是个敏感的孩子。

    ”母亲习惯这样告诉她的朋友，语气里半是自豪，半是懊丧。

    她最喜欢那张他穿着唱诗班白袍的照片，在他变声前一年拍的。

    通常他的大哥被认为是那个英俊的，二哥是那个聪明的，罗布则是那个敏感的。

    因此，他明白，他必须尽力表现得越迟钝越好。

    近来他的做法已经开始奏效，母亲现在总是抱怨他再也不和自己谈心了。

    即使是她对他殷殷关切的时候，他都会感觉难受。

     她相信其他两个孩子能够自食其力，但她对他没有信心，而私下里他也赞同她的判断。

    他知道他永远也当不成医生，尽管他觉得自己很想当。

    他也想做个棒球高手，可他不是，而对于自己在医学院的将来，他所能预见到的只有灾难。

    他要怎么承认，即使是父亲医学书籍上的插图——那些抽象如石膏模型的体内构造——都让他恶心反胃，就在今年去诊所献血的时候，他是真的晕了过去——虽然没人知道，因为他本来也就躺着，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鲜血，像条温热的紫色蠕虫，沿着横穿过他裸露手臂的透明管子缓缓爬行？他的父亲觉得，让儿子们进到医院的观察室里看自己做心脏直视手术会是一大奖励，而罗布既无法拒绝这项提议，又没胆量坦白说自己想吐。

    （红色的橡皮，只不过是红色的橡皮，他会一遍又一遍对自己重复，趁哥哥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

    ）从这些煎熬中脱身后，他的膝盖软成一摊烂泥，手掌被咬得凹凸不平的指甲划出累累伤痕。

    他做不到，他永远都做不到。

     詹姆斯，英俊的那个，已经在实习了，一家人在周日的晚餐桌上都在拿漂亮的护士开他的玩笑。

    阿德里安则一人揽下了三年级所有科目的最高分。

    他们两个都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融入了为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定义。

    那么他该成为一个什么人呢，他们在分配角色的时候，又剩了些什么给他呢？童话故事里笨手笨脚的小儿子，既没有公主也缺乏运气。

    但却友善慷慨，对森林里的老婆婆和矮人们都很好。

    他鄙视自己的慷慨大方，他觉得那多半都是懦弱。

     罗布秋天的时候就该去医学院读预科了，而他也会乖乖照做。

    可他迟早会被迫退学的，然后会怎么样呢？他看见自己待在一节货车车厢顶上，像个三十年代的流浪汉似的，身无分文，逃离家庭的失望，去往某种湮没无闻的人生，对此他是如此陌生，甚至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

    然而他对自身厄运的所知，却没人可以倾诉。

    一年前，父亲把他拉到一边，说了一通鼓舞勉励的话，罗布很肯定他对另外两个儿子都已经说过了。

    行医不只是一份工作，他告诉罗布。

    那是一项使命，一份天职。

    一个人所能做到最崇高的事情之一，便是将自己的生命无私地投入到对他人生命的挽救之中。

    父亲的眼中闪出虔诚的光彩：罗布够资格吗？（快艇，罗布想，毗邻海湾的夏季别墅，两辆私家车，森林山的房子[3]。

    ）“你的爷爷就是医生，”父亲说，似乎有这句话就足够了。

    爷爷是个医生没错，但他是个乡村医生，驾着马拉雪橇，顶着暴风雪，赶去接生孩子。

    他们以前常常听说这些英雄事迹。

    “他不太擅长收钱，”罗布的父亲边说边摇头，混杂着一丝仰慕和些许宽容的神气。

    他自己倒很擅长于此。

    “大萧条的时候我们就靠吃鸡度日；农民送鸡给我们，用来代替诊费。

    那时候我只有一双鞋子。

    ”罗布想起了那排横贯父亲三门大衣橱的鞋架，锃亮的鞋履一双双排列其上，如同证书一般。

     罗布一定无法承受他们发现时的场面，他只会消失。

    他觉得那场最终的灾难会发生在教室里。

    大家都在解剖一具尸体，而他会突然开始尖叫。

    他会冲出教室，跑过走廊，满身的福尔马林味，他会忘了要穿大衣，还有母亲迷恋的那双防水雨靴，而外面则会是飞雪漫天。

    第二天清晨，他会在一间青灰色的旅馆房间里醒来，丝毫记不起来自己做过些什么。

     是家里人给他挑了这份工作，这片营地。

    他们都认为，和残疾孩子一起过一个夏天对他会是很好的锻炼；会是他需要学会承受的那个它的一部分。

    他的父亲认识那位主管，整件事情在告诉罗布之前就全都安排好了。

    他的父母热情高涨，满心觉得他们为他准备了一个绝佳机会，他又怎么能拒绝？“用用你的观察力，”父亲在火车站里对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要是也有这种机会就好了。

    ” 第一个星期罗布就做了噩梦。

    梦里满是人的肢体，支离破碎的身体，手臂、腿脚和躯干，大卸八块，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