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袋虾倒在桌子上。

     婆婆挽起袖子，把围裙系在腰间，将一只发亮的青灰色虾子的头剥下来，用小生饱满洪亮的声音唱道： “兄送贤弟到河坡，漂来一对戏水鹅。

    ” 尽管没做出戏子那种夸张身段，婆婆的声音和表情依然把角色演活了。

     后来，我和阿梅在花园再遇到婆婆时，她脸上又恢复了深如古井水般的晦涩神情。

    但她一看到阿梅，便放下水壶，伸出了双臂。

    多亏有阿梅，因为她，婆婆总算答应搬来跟我们住。

    我多希望当初能早些说服她。

    她在韩家受了大太太多少欺负啊。

     “不要吮手指。

    ”她对阿梅说，“跟奶奶一起唱。

    奶奶教你一首新歌。

    你听好了。

    ” “你好比断线风筝飘无际。

    ” 阿梅跟着奶奶，用甜美纯真的童音，一字一字地唱。

     人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心事重重，担惊受怕——起码在那些日子我不能。

    那是四月天，到处开满了绿色、黄色、粉色、珊瑚色和淡紫色的花朵，正是草长莺飞、百花竞艳的时节。

    同胞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丈夫以及我们所有人所处的险境，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们只看到些关于战争的报纸新闻和小道消息，戏里的古老故事反倒更为真实。

    春光明媚，更容易使人联想起神仙眷属。

     下午，我坐在桌前记录和阿桂在市场上的花销，心里想着那出戏——梁祝的十八相送咏诗和柳下誓约。

    我在页首写上日期。

    我咬着圆珠笔头，想到祝英台的父亲，是他的贪婪拆散了这对恋人，都怪他横了心要把女儿嫁给富家公子。

     6两鱿鱼，我在纸上记下，此时我又想起了与母亲的旧日心结。

    当年母亲要我嫁给吴丹本的儿子，后来又是于腾水的儿子、李犇的儿子。

    全是些富家子弟。

    我们家的地都在母亲名下。

    她总是坐在大红桌边，计算着外公留给她的地产所带来的佃金收入。

    这几年，她在一个带活动桌板的坐垫椅上看账，把桌板拉到膝盖上方。

    有时她也会坐在床上，在红木床头桌旁盘点。

    当然，她对穷人很大方，但她也对每一厘钱的去向一清二楚。

     1斤洋葱，我写道，4角…… 我拿着单子去楼下母亲的房间，心里升起一丝苦涩。

    我还记得她是怎样提醒我，聿明家道穷困和血统不纯。

    “如果你嫁给他，”她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她声音里的恼怒，“你的孩子就不会是纯正的汉人，他们将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统。

    ” “他们将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大吼。

    我气极了，将茶杯砸向地面，冲出房间。

     “你被惯坏了！”母亲在我背后嚷道，“你以为这些上好瓷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过，那毕竟是好些年前的事了。

    之后她也渐渐接受事实，甚至还祝福我们的婚姻。

    我敲了敲她的房门。

    “购物清单。

    ”我边进屋边说。

     “谢谢，乖孩子。

    就放我桌上吧。

    ” “白糖花了8块钱。

    ”我多说了一句，不由自主地想为难一下她。

     “这么贵？” “中国白糖的价。

    ”我说，“您要为了省3块钱用日本白糖吗？” “当然不会。

    过来，孩子。

    ”母亲拉起我的手，“如今局势不同了。

    对付眼前的困难应该灵活着点。

    你婆婆今天还好吗？” “她很好。

    ” “那就好。

    我好像听见阿梅在唱什么戏里的词？能带她过来唱给我听听吗？” 我有些惭愧。

    母亲对待婆婆一直都很好，我怎么忘了呢？我捏住她的手道，“我这就去叫阿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