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
我点上一支烟，看着辛虹的脖子，她的脖子又细又白又长，非常漂亮，这是她身上最漂亮的部位。
辛虹回过头来，“我跟你说过吗？”
“什么？”
“你这儿真舒服。
”
“没说过。
”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直到完全漆黑一片。
我和辛虹一直在看电视，新闻联播，电视剧，广告片，专题节目，平均每隔五分钟换一下台——快八点半时，辛虹站起来，抓起电话，呼了一个号，刚放下电话，不到片刻，电话铃就响了。
辛虹拿起电话：“阿梅吗？今天生日吧——想怎么过？——大ＰＡＲＴＹ，太好了，在哪儿？还没定呀，那我就等着——行，到时候叫我一声，我就在这个电话边上——对，和他在一起——没乱搞，看电视呢——”她忽然扭头，“你去吗？”
“无所谓。
”
“去吧，去看看。
”
“行。
”
她又转向电话：“他去，行，我等你电话，别忘了我啊——”
她放下电话，长长出了口气：“晚上总算有事了。
”
“你不去歌厅了？”
“你没看见吗，今天有事儿，我姐们儿过生日——”
14
我们坐上出租车，那辆车一上去，司机就说快没油了，于是先到东单加油站加满了油，然后转回长安街，向西一直扎下去，辛虹坐在我旁边，出租司机不断地一盘接一盘地换着磁带听，没有一首歌能听完，最后总算找到一个拼盘听了起来，是老狼唱的《同桌的你》。
我一言不发地坐在辛虹旁边。
“你是不是不高兴？”
“没有啊——”
“那你干嘛不理我？”
“没有啊——我看外面。
”
“以前你可不这样——是不是跟你睡完觉就烦我了，要烦我，说一声，我自己走。
”
我突然说：“你自己走吧——”
“怎么了？”
“我不舒服。
”
“哪儿不舒服？”
“我想回家。
”
辛虹突然喊了声停车，车未停稳，她便拉开门走了出去，又“咣”地把门关上：“神经病。
”
司机一脚油门，我回头张望，转眼间，辛虹就从后风挡玻璃中消失了。
15
又是无数的美丽的人头从天上飘落，她们是一些未知人事的少女的头部，眨着漂亮的眼睛，然后掉到地上，有长发的，有短发的，有系着发带的，有戴着发卡的，全都那么可爱，我低下头，看到那些人头在地上四处滚动，我听到叹息声，听到尖叫，听到歌声，还看到泪水——我从梦中惊醒，抬起头，看到床头柜上的时钟，正是深夜十二点整。
朱玲对我说过，不要与三陪混，万不得已也不要去，她们太脏不说，还麻烦。
朱玲说得很对，但我并不总是听朱玲的，因为她是她，我是我。
我不怕脏，也不怕麻烦，但我怕独自一人，怕没有地方去。
深夜十二点醒来这件事对我来讲，简直无法忍受，因为我独自一人，因为无处可去。
我想再次睡去，但又怕做同样的梦，我感到头痛，恶心，身上还出汗，我睁开眼睛，一会儿，我又闭上眼睛，再一会儿，我又睁开眼睛，不久，又闭上，反反复复，直到天明。
天明以后，我下床洗澡，然后煮热咖啡喝，喝完咖啡，再次洗澡，然后回来再次喝热咖啡，这样做的原因想让自己清醒，但清醒之后，我又感到无聊，人在无聊时很容易疲倦，而要想从疲倦中摆脱出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睡觉，于是，我拉上窗帘，爬上床去，盖上被子，安然睡去。
16
辛虹走后的一个星期我心绪不宁，我接的一个描写电脑的情景喜剧也因我写作态度不端正而作废，制片人换了别人来写，本来因为剧本讨论、开会、吃饭，写提纲等琐事还能叫我有一种忙忙乱乱的感觉，然而，然而——就像电影中的换场，仿佛只用了一秒钟，一切就从天而降，当我清醒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正独坐家中，口干舌燥，窗帘外面是闪亮的阳光，地板上堆满了唱片、录相带、烟灰缸和吃剩的薯片空筒，此外是围绕着我的是一片寂静，没有声响，没有人，没有电话，没有事情，没有现在，也没有明天。
真讨厌。
我打开写字台边上的抽屉，里面还有大约两百元，这是我现在所有的钱，我把那两百元放进空空的钱包，然后打电话给电视台的一个制片人，催他快些结账，他支支吾吾，于是我就不断地打出电话，不厌其烦地找到各个与结账有关的人，终于，两个小时后，我可以去台里领取我的最后一笔五千元稿酬，我带上身份证，来到电视台，开了进门条，经过一系列周折，领到酬金，然后给大庆打了一个电话，大庆此时正在家里睡觉，通过电话，我听到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咕噜了一声“过来吧”，我挂断电话，出了电视台，坐上一辆出租车，来到位于航天桥附近的大庆家，他打开门，然后钻回被窝，继续蒙头大睡，我听着他的呼噜声，坐在他的双人沙发上，看着他的闹钟一秒一秒地走动，看了几圈，便进入了梦乡。
17
我喜欢找大庆，有事的时候找他，没事的时候也找他，大庆也不喜欢一个人呆着，宁可整夜夜不归宿，与我、还有其它一些朋友呆在一起，他管那叫“耗着”。
于是，在我们都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耗着。
起初，我们聚在一起谈论电影，谈论施隆多夫，谈论马丁。
史高西斯，谈论伯格曼、费里尼或塔尔科夫斯基，然后我们谈论海德格尔，谈论波尔，谈论尼采，谈论利奥塔，谈论所有那些时髦的作家，谈论他们的作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