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不堪言。

    不是的，真的是烈日炎炎似火烧。

    我们挨到夜晚，指望暑气能够散去。

    但热气仿佛闷在了虎头山与龙头山，南太武山与博平岭等诸山之间，困在了无形的天穹下，恶魔出世般地祸害着人间，带来腐臭与疫病。

    晚上大多停电，床上方的吊扇纹丝不动。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暑热和水痘瘙痒难挨，孩子们仍然很快便能酣然入睡，只是半夜又会惊醒。

    可我早已不是孩童，炎热天气令我彻夜不眠。

     在那些漫长无眠的夜晚，我会坐在桌前，扇着扇子，给聿明写信。

    写信的仪式感令我心安：将毛笔沾湿，把水洒在砚台上，持墨反复地打圈研磨。

    即便在烛光下，我也能凭借经验判断墨汁是否足够浓稠和乌黑。

    接着，我用毛笔沾些墨汁，在砚上一抹，稍停片刻，让笔尖与桌面垂直，然后写下我已经写了四年多的称呼：最亲爱的聿明。

    一旦提笔，我就渐渐心无杂念。

    我已经跟他说了阿梅发水痘的事，但还没提到阿州和阿豆也传染上了。

    孩子们没有得霍乱、猩红热、脑膜炎，可发水痘仍是又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

    收到的坏消息多了，聿明恐怕会不再爱我，前提是如果他还爱着我的话。

     不要，千万不要。

    我不能那么想。

    他依然写信过来，不是吗？他依然会向我问好，并问候孩子们，问候母亲，但这反而只令我想起往日他总会提的问题：我母亲好吗？这是他信里的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第一个。

    要是他能在这里，亲眼看到婆婆的病情恶化之快，如此出乎意料的话……如果我们一起服丧，他把头靠在我膝上，我的泪落在他颈窝，那样的话，我才相信他还爱着我。

     我在砚台上研着墨，直到墨汁乌黑得像阴森无比的地狱。

    但我的脑中依然一片茫然。

    最后我放下毛笔，吹灭烛火。

    他走的时候，我还是如花似玉的年纪。

    现在我已26岁，将至而立之年。

    他已经4年没在白天看到我的真实容颜。

    我不知道，当再见时，他会做何感想？我刚想上床，转念一想，或许到屋顶上能透口气。

     当年我们热恋时，有时会牵手站在屋顶上。

    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

    他第一次牵起我的手时，月亮细似柳叶杏眉，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今晚的月亮更低些，像海上升起的一道弯钩。

    我走到屋檐边，凝视着银白的月影。

    我想起4年前为迎接聿明回家做的那身衣服——粉色锦缎上洒满朵朵白菊。

    有一天，当战争结束时，我会穿着它去赴宴。

     我赤足站在仍然温热的屋瓦上，想象绸缎贴身的感觉，似乎人也凉爽了些。

    我的伤风快好了，却还因为感冒这样的小事跟阿州发脾气，真是不可思议。

    我记得，4年前送聿明去码头，他最后叮嘱的话。

    要照顾好一家老小和下人们。

     “我很抱歉。

    ”我呢喃着，久久站立着，任由苦楚与悔恨掏空心灵。

    然后，我回到房间。

    我还要照顾活着的家人。

    我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

     然而即便我意愿良好，过了还不到一天时间，我就又违背了在屋顶上的承诺。

     都怪我对孩子们的健康太过执着。

    这是我想说的理由——我一门心思，为孩子们的康复殚精竭虑，顾不上其他事。

    是真的。

    我不愿看他们卧床不起，不愿他们可爱的脸蛋被水痘和结痂弄得一塌糊涂。

    阿梅一会儿想起床到处跑，一会儿又嫌弃自己“难看”，想躲起来。

    阿州想抓痒想得发疯，不停地瞪圆眼睛蹦下床，在房间里疯狂兜圈子。

    可怜的阿豆，他只是躺在摇篮里，烧得浑身虚弱。

    我为他们三个担心。

    以如今的条件，即使像生水痘这样最常见的儿童病都可能有危险。

    生病亡故的例子比比皆是。

    仅一周前，马太太的孩子死于猩红热。

    最惨的是，因为突发的伤寒病，我朋友阿玲痛失了她可爱的小女儿。

    我自然会因此悬心不已。

    尽管如此，那天我在厨房中所说的气话，还是太不应该。

     我坐在厨房桌边，给自己扇着风，喝着茶。

    阿桂在洗一个大白萝卜，素莉在房间另一头把生米中的谷壳和石子挑出来。

    “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康复得好。

    ”我嘟囔着，“他们的营养都不够。

    还有素莉的羊倌哪去了？我们两个多礼拜没看到他人了。

    其他人家大概付了他更多钱。

    ” “少奶奶！” “他一定是病了。

    ”素莉说，“要不然……”她转过身，盯着盆子。

     她干脆嫁给那个羊倌算了，我心想。

    沦陷后，她在这儿，也不比跟他在一起安全。

    我吹了吹茶水。

    糟糕的是，羊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