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几个月我没再去过厦门。
到秋天时，我决定要去厦门找个可靠的算命先生。
鼓浪屿的算命先生只会胡说八道。
岛上所有的算命先生我都看过了，可对阿豆的生辰八字，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能令我满意。
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阿州出生前，我做的和尚以及三只白老虎的胎梦。
我希望阿豆的未来也有这样的好征兆。
没有胎梦，至少也要找个够格的算命先生看看阿豆的将来。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厦门找。
婆婆却不这么看。
早在厦门沦陷前，她就已经两年多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座“孤岛”了，她并不赞成我的想法。
不值得冒这个险，她说。
“不值得吗？”我把怀里的阿豆转过来，让婆婆看看他的小脸蛋。
“为了这个孩子，您的孙子，难道不值得冒险吗？”凡是涉及阿豆的事，我总是很难保持理性。
我把阿豆又转回来，紧紧抱在怀里。
“我放不下这件事，婆婆。
昨天那个算命老先生几乎什么也没说，就好像他根本看不到阿豆的未来。
”我吻了一下阿豆的耳朵。
“算命先生决定不了人的命运，安丽，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我知道。
”我瞟了眼阿桂，她正往阿州的面碗里舀蔬菜汤。
阿豆扭动身体，一声不吭地用鼻子拱着我的乳房找奶吃。
姑且不论算命打卦的结果是吉是凶，也许算不算命对阿豆的确没有任何影响，可我不会就此作罢。
“其实算不上冒险。
”我说，“只要出示良民证，他们就会放行。
很简单的。
”
婆婆用手帕捂住嘴，清了一下喉咙。
“好吧，孩子。
”她终于开口道，“既然你坚持的话，我陪你一起去。
”
“可是，韩太太，”阿桂将阿州的面碗交给奶妈，“您咳嗽还没好，不能去啊。
”
“没关系。
”婆婆说，“我没事的。
你和安丽都涉险去过占领区，阿桂，你还去了好几次呢。
这次该我去了。
”
第二天早上我兴致勃勃地和婆婆走出家门。
阳光下的厦门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准备去省城的村姑，即便想一想心脏都会猛跳一下。
不过，当我看见哨卡时，心里不由得开始打鼓。
要是婆婆有什么不测可怎么好？聿明一定会责怪我，骂我满脑子“迷信”思想。
我永远无法说服他，我这么做是出于一个母亲的责任。
没有关于阿豆未来的满意答案，我绝不放弃。
“您最好还是回去吧。
”我对婆婆说，“真的。
我自己去就行。
”
“不要。
”她说，“我们走吧。
”
把守哨卡的是两个日本兵，脸上挂着高人一等的表情，跟他们的粗鄙长相极不协调。
“你。
出来。
”其中一个日本兵说，他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我。
我上前一步，向他鞠了90度的大躬。
“你为什么去厦门？”他问。
这是个必问的问题。
“我要去算命。
”
“哼。
中国人的命非常好。
”他皱着眉头说，“现在，中国属于大东亚共荣圈了。
”
“是的。
我们非常幸运。
不过，我想去问问孩子的八字。
”
他从牙缝里吸着气，我看得出他有多不情愿放行。
然后，他用日本人的方式低吼了一声，让我出示良民证。
他记下证件号码后，发给我一张通行证，我又鞠了一躬，向前走去。
没那么糟糕嘛。
第二次去厦门比上次容易多了。
我回头看婆婆，她在向近视眼卫兵鞠躬，另一个脸上有疤、皮肤黝黑的日本兵正挥手叫另一女人过来。
那个女人把篮子放在地上，却忘了要鞠躬，黑脸警卫狠狠地扇了她一记耳光。
“脱掉上衣。
”他命令道。
我倒抽一口冷气，那个女人哆哆嗦嗦地摸索着，却连一个扣子也没能从扣眼里解开。
扯掉扣子，我站在一旁心里喊道。
“不要看了。
”婆婆说，“我们走吧。
”我们匆忙朝汽艇走去，克制住想要回头的冲动，身后传来那个女人含混的哭喊和衣服被撕破的声音。
我们刚上船，船夫就驾船离了码头。
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小船加速向厦门驶去。
我望着对岸的厦门，与鼓浪屿优雅古朴的建筑和风景如画的小巷相比，厦门不仅面积更大，也更具市井气息。
海边一栋栋高大的建筑在晨曦的照耀下，将长长的影子投射到街道和大海。
这里大多是六、七层的高楼。
我用手遮在眼睛上方，想看清楚有厦门明珠之称的鹭江宾馆。
鹭江宾馆朝两个方向延伸了足有半个街区，宾馆大门位于转角处，前面环绕着五根巨大的柱子。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家宾馆是我们家的，因为它跟我家的房子一样是红砖楼房，阳台栏杆也同样是蓝色。
上岸时，一阵大风从海上向我们吹来。
我和婆婆都是习惯步行的人，便没有搭电车，也没叫人力车，而是一起朝中山路走去。
我握紧婆婆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