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伴随着他要钱的声音，三弦也发出哀怨的曲调。

    这时，之前围在算命先生身边的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我和婆婆。

     年轻女人转身刚走，我一把抢过小凳子，坐在算命先生跟前。

    “我的次子是今年出生的，1940年5月。

    ”我说。

    他举手示意我停下。

    街上警笛呼啸。

    他闭上混浊的眼睛，头歪向一边，听着街上“让开，让开”的喊声。

    然后，他一语不发，开始把算命用的瓦片和八卦图往布包里塞。

     “先生，怎么……” 他把三弦放在垫子上，卷起来固定好。

     “你坐的凳子。

    ”他说。

     “我特意从鼓浪屿过来，要为我的——” “明天再来吧。

    ”他从我手里接过凳子，连同其他东西一起绑到背上。

    “你没听见吗？”他努起嘴朝街上示意。

     我正要开口埋怨他几句，一卷打开的宣纸突然砸到婆婆肩上。

    她弯下腰咳嗽起来，代书人朝我们跑来，挥舞着手臂一迭声地喊，“哎呀！哎呀！”他身后的桌子倒了下来，毛笔、墨锭、镇纸散落在人行道上。

    我摩挲了半天婆婆的后背，咳嗽声才停下来。

    我捡起地上的宣纸卷，跑过去拿给代书人，长长的纸卷像风筝尾巴一样拖在我身后。

    我又帮代书人收拾好抄写工具和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桌子。

    等收拾停当，寺庙广场上的人已经全部走光了，只剩下一个正在捆扎物品的和尚。

    看来没别的办法了，我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回鼓浪屿。

     回家的路程一开始还算顺利。

    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日本兵和中国警察在中山路上来回穿梭，根本注意不到我们。

    军警出现的时候，我们急忙躲进一条小巷，然后沿着偏僻的街巷朝海滩走去。

    大街上一下子涌出来那么多日本海军，我猜一定是中国海军在进攻。

    可是，当我们从最后一条巷子里探头出来张望时，连中国军队的影子也没看到。

    日伪政府的警察在鹭江宾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日本兵正在街上盘查酒店的客人。

    狂风从海面上吹来，排队等待盘查的人弯下膝盖，彼此搀扶着稳住身体。

    维持秩序的警察看起来也很乐意互相挽住手臂。

    大家都知道十月份台风的威力有多可怕。

     我和婆婆靠在一栋建筑物旁，肩膀抵住花岗岩外墙，那种坚硬的感觉让我们安心。

    有呼啸的风声做掩护，大家开始公然谈论厦门特别市政府议员被谋杀的事。

    有个自称知道内幕的人说出了死者的姓名，周围的人听到后都呸了一声，纷纷咒骂，此人臭名昭著，不仅大发不义之财，对日本主子更是奴颜婢膝。

     我们在小巷里等了很久，听大家说到刺客及其同伙——一个乔装成皮条客的年轻男子和一个漂亮女孩——很可能昨天夜里逃走了。

    我们随着人群慢慢移动，今天码头上卫兵的盘问一定是场痛苦的煎熬，而波涛汹涌的海面也会让我们的回程异常惊险。

     事实的确如此，海上掀起一个个巨浪，我们担心可能要等到台风过后渡船才会开。

    不过，日本卫兵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今天负责驾驶汽艇的是个中国人。

    这是一次恐怖的经历。

    小船剧烈地摇晃着，不断被抛向空中，海浪扑向船头，从船舷灌了进来，我和婆婆紧紧抱在一起，拼命抓住湿滑的扶手和长凳。

    到岸后，我们顶着风雨向前走，脚下趟着从水沟里不断涌出的积水，我心里充满了歉意。

    “真的很对不起，婆婆。

    ”我迎风向她喊道。

     *** 我和婆婆到家时，阿桂和素莉已经关上木百叶窗，把家具推到靠内侧的墙边。

    她们卷起了地毯，摘下了挂在墙上的饰品，把花瓶、雕像和照片等可能会被暴风雨损坏的物品全部收了起来。

    素莉终于听见我们重重的敲门声，冒雨跑出来打开门。

    阿桂胳膊上搭着毛巾在屋里等我们。

    她用毛巾把我们裹起来，一边絮絮叨叨地数落着，让我们上床前要喝碗热汤，一边带我们穿过已经面目全非的房间。

     半夜时分，所有人都睡着了，只有我笔直地坐在床上，两手紧紧捂着耳朵，却根本无法挡住外面狂风的怒吼。

    天哪，刺耳的呜咽声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呼呼的风声和百叶窗砰砰的撞击声像是一支幽灵军队在愤怒地厮杀。

    我眯着眼睛，缩起双肩。

    我之前经历过很多次台风，甚至喜欢台风天——风呼啸时令人感到紧张兴奋，大家缩在屋子里面，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台风就会结束，平安无事后我们还可以庆贺一番。

    但今晚不同，这次的台风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最后，我精疲力竭地放下双手，倒在枕头上。

    如果婆婆因为今天外出染上肺炎，那么，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